爱不释手地读完了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一书，才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得到邓宝珊将军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从1937年起邓宝珊作为军团长驻扎在榆林。榆林与延安都在陕北，近在咫尺，唇齿相依。为了共同抗日，彼此互相尊重，互设办事处。陕甘宁边区的北部、西部无战事，八路军没有后顾之忧，便能集中力量打日本。

　　我之所以如饥似渴地要了解邓宝珊，读有关邓宝珊的书，是因为十多年前看到习仲勋夫人齐心的一篇文章。齐心写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习仲勋受迫害时，在毛泽东主席面前替他说话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邓宝珊。在“上下一致”“无不认为”的氛围中，邓宝珊怎么有这样的胆识？这次从《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一书中找到了答案。爱民爱国将领邓宝珊的敢于直言是一贯的。

　　1943年6月邓宝珊到重庆开会，蒋介石考虑到他的才干和在西北的威望，极尽拉拢之能事，6次召见他。可是他仍向蒋犯颜直陈，讲出不可发动内战的道理。

　　在日本侵华时，英国也曾乘机煽动西藏、新疆独立。针对国内有人表现软弱，邓宝珊鲜明地提出“应于最短期间，完结川藏战争”，并大胆提出“使毒我者转以卫我”。事后毒我者果然参与了卫我。

　　邓宝珊在跟林彪谈判时，林彪按谈判的一般习惯在开始时总是要价高一点。邓宝珊听了颇有为难，说“这个事情的最后决定，是由毛先生决定，还是由林先生你来做决定。”林回答：“当然还是毛主席做决定。”于是邓立即给毛主席打电报。毛主席当晚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

　　邓宝珊的直言源于他的卓识。正如该书所云：邓“向来以善于调停、折冲樽俎闻名。且政治眼光独到过人，处事沉稳，能言善辩，灵活性强。”在北平解放前夕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那一天，毛泽东见傅作义还有所保留，起草了《最后通牒》。邓阅后担心傅见了通牒受不了，会贸然行事，搞不好和谈会前功尽弃，便对中共代表说，“先不交给傅”，以免“把事情搞僵”。他也明白不马上交傅将会两面不讨好。忠肝义胆、弘毅宽厚、大度包容的他还是坚持不交，泰然处之。还好！在傅未见这通牒前谈判成功了。不出所料，几天后傅知道有通牒，大发雷霆，只因协议已签，木已成舟，已成定局，只好作罢。邓宝珊能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全凭他的睿智。尽瘁事国，忠肝义胆，泱泱大风，这就是邓宝珊的思想境界。

　　更能看出邓宝珊远见的是他对1948年4月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囯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番泼冷水的谈话。他说：“以现在情形，于先生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院长，下策是出马竞争。”几天后，于右任凄惨地落选了，一年后流落到台湾，只能在台湾望大陆了。无私则无畏，秉直则坦直，邓宝珊不谋取个人实力和地位，决定了他羽扇纶巾，对形势判断精准，不言庸人常用的那些貌似祝贺的套话、大话、空话。

　　从邓宝珊这位国民党将军成为共产党挚友的过程，也显示出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成功。2015年底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又强调“大统战”，重温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统战工作对人“尊之以礼、待之以诚、动之以理”的感情和经验，更感可贵，亲切，富有现实意义。这里引用该书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1943年邓宝珊从重庆返回榆林，提出经过延安，不直飞榆林。毛泽东先电示董必武：“欢迎邓宝珊不日经延回榆”。紧接着他又提醒董必武，电报改为：“欢迎我公经过延安北上，以便畅谈。何日到延，望先电示”。后者把直呼其名改为“我公”，把“回榆”改为“北上”，又望他“先电示”，还加上“畅谈”，这是何等的“尊”、“诚”、“理”啊！

　　《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一书之所以能把邓宝珊的心路历程写得如此真实、动人，是与编著者的足履实地、坚持“两点论”有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该书一改当今传记中“一边倒”的歪风，不搞“说好就十全十美，说不好就一无是处”那一套。该书也写出了邓宝珊在接近共产党时既有光明磊落，也有犹豫不决。真理是过程。走向真理不是在笔直的长安街上开跑车，要经过艰难曲折。该书为了说明这—平凡的真理，发挥课题组的集群效应，旁征博引，书中几乎每—页下都写有引文出处。编著者不仅查阅了书籍报刊，而且还查对了档案，不仅查对了已刊档案，而且还查对了大量的未刊档案，做到了—是一，二是二，做到了有根有据，有板有眼，不溢美，不乱贬。

　　才识过人的编著者写出了书中心开目明、料远若近、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传主邓宝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