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重庆慰问抗日战士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倪吉文、史美芬夫妇

倪吉文、史美芬、倪以群一家三口

　　我的父亲倪吉文，出身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祖父倪蕴山是伦敦教会在沪第一家教堂——天安堂的首位华人牧师。他娶了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十四代孙女为妻，育有二子三女。二子是：长子倪锡令，也是一位牧师，在一次乘船外出传教途中遇难溺死，年仅三十三岁。幼子倪锡纯便是我的祖父。三女是：长女倪桂金、三女倪桂珍、小女倪桂秀。长女婿牛尚周、小女婿温秉忠，都是前清留美幼童，以后在洋务运动中，从事翻译、外事以及教育工作。三女倪桂珍嫁给了宋耀如，她的三个女儿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

　　父亲成年后和宋家来往接触较多的是1943年至1944年在重庆期间。那纯粹是为了实现出国求学的梦想，由祖母出面写信给宋霭龄，要求她照顾好身体残弱的表弟。当时重庆的住房十分紧张，宋霭龄就介绍父亲入住“中美文化协会”。宋子文曾想介绍父亲去工作，但在父亲坚持下还是帮他办了护照，给了外汇等。出国前，由中国银行总经理贝松申（著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明的父亲）约请父亲午餐送行，宋美龄也见了我父亲，并说了不少鼓励的话。

　　在重庆期间，接触最多、深受关爱鼓励并使父亲终生难忘的是我的二表姐宋庆龄。“中美文化协会”就在她寓所斜对面不远处。在等待办理各种手续期间，父亲多次去看望她，在她家饮茶、聊天，听她讲陈炯明叛变时的惊险往事。还和她一起去郊游，采摘野花。父亲用腰间悬挂的钥匙圈上的小刀切割采摘野花，二表姐宋庆龄一路“小心、小心！”地叫着。因为和她多次接触，也因为她的和蔼可亲，父亲消除了拘谨，一会儿就采集到一大束鲜花走到她面前，这次也没叫她“二姐”就直接说“鲜花送女士”。她格格地直笑道“谢谢，谢谢”。这是父亲在重庆期间最愉快的一次郊游，留下了一生的美好回忆。另一次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1944年3月12日随她去电台，宋庆龄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作广播演说，父亲是她唯一的现场听众。每次和她一起外出归来，她总要让父亲先下车回住宿处，然后她再回家。办妥一切手续后父亲去向她告别，她对父亲说“你已跨出了艰辛的一步，以后就要勇往直前！”并让她的汽车送父亲去机场。父亲深深感到她真是一位坚强勇敢而又温柔美丽充满慈爱的伟大女性，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激崇敬和热爱，就这样离开了山城重庆。受到宋庆龄人格魅力的感染，当时年轻又有朝气的父亲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同学们推他做亚洲同学会主席，他居然也能去附近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的学生讲台，豪情满怀地说“我们亚洲同学要努力学好科学技术，将来建设富强的新亚洲”。

　　解放后，大约因为二表姐的政务工作繁忙，父亲再也没能见上她一面。但彼此的思念和关爱仍持续传递着。1963年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一张照片寄给她，让她分享自己新婚的喜悦。因已有多年未和她接触了，所以在信中很客气地尊称她“Dear Cousin Mudam Sun”。她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对漂亮的日制塑料水壶作礼物以示祝贺，并在回信中关照以后写信别这样称呼她，还是叫她“二姐”。信中还写道：“总有一天，我要见你的美丽新娘”。大约是1964年，她从斯里兰卡访问归来，即派人送来两只当地木制储物盒，给父亲和吉贞姑妈各一只，并在附带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一回到上海，就会想到这里有我的亲人——你们在”。

　　“文革”初，大约是1967年，复旦附中红卫兵把父亲、母亲、姑妈及一位同住的侄女，在一天时间里扫地出门，把这间屋子变成了红卫兵司令部。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经母亲和她大姐（我的大姨妈）商量后，四人一起搬到了大姨妈位于淮海西路家的客厅里暂住。大伯父一家也在此前不久被扫地出门，大伯父和父亲都很胆小怕事，也不愿让远在北京的宋庆龄表姐为大家太担心，给她的信中总表示愿意接受冲击，改造自己。但吉贞姑妈在信中总会流露一些悲观情绪，所以她一再来信开导和鼓励大家要忍耐和挺住，曾有一次给三姐弟的联名信中告诫说：“你们是人民，不是人民的敌人！”她还在生活上帮助大家，多次带钱，带食品和衣服给大家。

　　有一次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寻到当时暂住的淮海西路住处，问清倪家姐弟确实住这里时，便进了屋子，也没坐下就取出一只信封袋放下，没多说什么即匆匆离去。袋中装有150元钱，一封潦草、简短的英语信。首先是安抚吉贞姑妈的话语，接下来便写道：吉士、吉文身体都不好，两位妻子要辛苦多加照顾，然后便是带上150元“to you”，钱当然由吉贞姑妈收下了。不久她又从邮局寄钱到同一地址（淮海西路暂住处），这次她用倪吉士、倪吉贞、倪吉文三个名字，分写成三张汇单，每张100元。她的细心关怀真令人感激，也更令人感动。她在沪时曾多次送各种食品给大家。但所有这些都未能消除吉贞姑妈的悲观和绝望，终于在1968年5月跳楼自尽。宋主席得知消息后，十分伤心，一周来几封信，想要寻找“答案”。她关心的岂止是这三位表亲？她还有许多朋友以及那个特殊的年代都是牵挂在心的。“‘文革’使她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位已故中央领导同志在悼念她的文章中的话。

　　“文革”结束不久，她来沪小住，从家里整理出两大袋衣服，写信给大伯父让他女儿去取，里面居然还放了一些改制衣服的工钱，并关照其中四套西服要送去给吉文、美芬夫妇改制穿着，还是想得那么周到，关照得那么仔细。父亲说，“我们真不知用怎么样的语言来表示对她的感激才好呢！”

　　1980年某一次，她寄给父亲的《中国建设》杂志中夹了一本《儿童时代》，并在来信中写道“……your little daughter who must be able enjoy pictures……”此时她已年迈，把我误记成女孩，此时我才六岁，和全国千千万万少年儿童一样，一直称她“宋奶奶”。父亲纠正我道：“你应该叫她‘表姑妈’。”

　　1981年5月，从北京传来表姑妈病重的不祥消息。大伯父和父亲很想去看望她，但没有组织审批授意，他俩绝不会擅自行动。不久，即传来表姑妈在京病逝的不幸消息，结束了她伟大又艰辛的一生。随即《解放日报》和华师大（父亲工作的大学）校刊室都来我家采访，并要求写悼念文章。往日的思念变成今日的悼念，父亲心中十分感慨。文章写好后，母亲问父亲“送哪里？”父亲回答：“当然送华师大”。

　　我自高中开始住读。那时父亲已退休，身体已很衰弱。我也已经比较懂事。每当周末回家，常坐在父亲床边，听他讲那些封存多年的往事。1991年5月，父亲怀着尚未讲完的往事离开了我和母亲。

　　（作者系宋庆龄的表外甥，中化国际之控股子公司生产总监，民革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