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系，这个派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般简称它为“改组派”。这个派从1928年下半年一直到1930年上半年，确实活跃了一阵子。我是当日的山西改组派负责人之一，山西的工作是由郭任之、刘定安、武灵初负责，我在改组派总部不但任任何名义，好像是一个跑外的、无名义的交通员，常常往来于上海、天津、北平、太原之间。改组派总部利用我和山西军人的关系，常常要我传递文件和宣传品。当时平津、河北是阎锡山的军事势力范围，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这些人的部下和我有同乡关系，在码头和车站都能给我不少便利，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号甲三）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从平汉线、正太线、平绥线以及由大同去太原的公路上，山西驻军差不多都能利用各种封建的关系，也给我不少方便。我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扩大会议垮台为止。

　　由于经常跑外，所以对于改组派总部的内幕知道的不多，即有所知，也不够详尽，且事隔多年，当时的一些见闻，有许多已经淡忘，能回忆的也不周全。这个派系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灾害，写些一知半解，也有利于了解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和中国各派系的勾心斗角以及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

　　
　　改组派的产生

　　
　　就我所知，1927年国民党内蒋介石一派和汪精卫一派先后背叛了革命，紧接着出现了宁（蒋方）汉（汪方）合作。正在这时候，半路杀出一个沪方（即西山会议派）。不久前，三方互相诟骂，接着终于合流，共同组织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复以内部倾轧，蒋介石滚了蛋，带领亲日派头子张群、陈群等一伙人去日本拉关系，阴谋卷土重来。汪精卫率领的一伙就利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武装为资本，南下广东，凭借广东作重整旗鼓的打算，想另搞一个中央，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抗，来维护所谓“党的正统”。汪精卫的这个阴谋正在暗中策划的时候，广州暴动爆发了，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虽然暴动失败，而张发奎也被迫下了台。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又利用另一个机会，和下台的蒋介石勾结起来，在旧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现武康路）孔祥熙私宅内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预备会议。这儿补一句，当时国民党人除了孔祥熙尚有一座比较像样的私人住宅外，其他都是些旅馆客栈的寄寓者。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就落脚在吴忠信的斗室之内。在这次预备会上决定了请蒋介石复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以及到南京开正式的二届四中全会。这时恰巧南京为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演了一出戏剧：汪、蒋两系合作策动，由罗家伦、段锡朋、谷正纲等一批人提出“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把特别委员会搞垮，一批昏庸老朽被另外一批刽子手打倒了。接着以吴稚晖为首指骂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盂余）等所谓粤方委员为“准共产党”，要他们对广州暴动负责。汪精卫想利用蒋介石，却被蒋介石所利用。汪精卫又黯然溜到海外去了，剩下甘乃光（当时充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又因贪赃案子被揭发，也跑到海外；陈公博、顾孟余销声匿迹，住在旧上海租界；王法勤、朱霁青等去南京开四中全会，四中以后国民党南京的局面是”蒋家天下丁家党，①宋氏一门做部长”，②把粤方委员们安置到中央党部的新设立的民众训练委员会冷板凳上。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要做第一人的，不肯屈居人下（在他当汉奸投敌之前在重庆时，他的老婆陈壁君对他的亲信就有“投敌尚要做第二人嘛”等语）。陈公博是个野心家，顾孟余是个阴谋家，虽然汪精卫跑了，留在国内的这批家伙自不甘心，于是以旧租界为掩护，利用当时一伙参加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小知识分子搞一些活动。这些人既怕革命，不敢跟着共产党走；又亲眼看见蒋介石倒行逆施，渐渐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不愿附和充帮凶。退伍下来的逃兵散居在平、津、沪，尤以旧上海法租界一带到处皆是这伙人蹓跶之地。他们利用了这批人的苦闷心情，先办了一所大陆大学，陈公博为校长。又纠集了一批人办了一个刊物——《革命评论》，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的除陈公博外，有刘侃元、许德珩、张申府、肖淑宇、施存统（？）等等。这个刊物的确为一部分人所欢迎。这个时期以《革命评论》为中心，各种不满现状的小册子如雨后春笋，这也反映当时社会的一面。另外一面，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和蒋介石合了伙，特别表现在江浙财阀为蒋介石撑腰。但在财阀当中也产生了矛盾，广帮财阀失势了，不甘居下风。那么就勾结广东同乡，另外形成一个局面。第三方面是当时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也已形成了新军阀的军事集团，所谓一、二、三、四集团军各以“政治分会”为幌子，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群雄割据和兼并，这是旧中国的一部历史。国民党从1927年背叛革命后，第一幕是宁汉分裂，接着是西征讨唐，继之又是蒋桂火并，在这军人互争雄长的时候，地方实力派总想设法利用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炫耀自己是正统，用以欺骗国人。改组派的上层看到这是一个可利用之机，也就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起来（下边再详谈）。

　　①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会后，所谓中央党部设在南京丁家桥旧江苏省议会原址。有常务委员会、书记长为王陆一。有组织部，部长蒋介石，陈果夫代；宣传部，部长叶楚伧；训练部，部长丁惟汾；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朱霁青等。各省、市党部一律改组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当时CC尚在萌芽时期，各省指导委员会委员大多数与丁惟汾有关系，故有“丁家党”之说。

　　②宋子文财政部长．孔祥熙工商部长等。

　　在这三种情况之下，改组派应运而生，挑起“护党”的旗帜，号召“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蒋介石的辩护士吴稚晖攻击这伙人，一再重复他那惯说的老话：“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这几句话刻划出当时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情景。改组派以汪精卫在一般人心目中尚有偶像作用，故捧汪为领袖，实则就是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失意分子和以顾孟余为首的一小撮所谓知识分子，在法帝国主义的掩护下，进行跟汪反蒋的活动。陈、顾等办刊物、办学校，又派人四出拉拢活动，这偌大的活动费从何而来？据闻是宋子文支持的。

　　
　　改组派的组织
　　

　　既然号召“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反对南京蒋介石的独裁，所以在上海就以所谓粤方委员为基础，成立了中央总部，在上海的有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朱霁青、潘云超、白云梯、郭春涛等。另外尚有一个委员会，记得参与的有高一涵、陶希圣等。总负责人开始为陈公博，陈出国后由王乐平接替。宣传工具有以陈公博为首的《革命评论》、以顾孟余为主编的《前进》，阶级基础强调农工小市民，这种说法也投一般人的口胃。

　　各省市和海外则设支部，就能回忆起的，如特别市有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各省有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辽宁、安徽，海外在香港、法国都设有支部，县有分部，基层为小组。极盛时期据云全国有1万多会员，各省市的组织发展亦不平衡，有多有少。

　　
　　改组派开始就是军事投机集团
　　

　　改组派分子在派系成立前就从事军事投机，在武汉时代就勾结唐生智、张发奎，之后又利用张发奎在鄂西（宜昌）打出护党救国军的旗帜反对蒋介石。就在这时，有人也曾参加策动过江苏溧阳的暴动。1929年蒋介石讨伐冯玉祥，起用唐生智，据唐的幕僚延国符说：“唐生智要到河南郑州前线督师时，蒋对唐说：‘可以发表你为总司令。’唐说：‘不必吧，我口袋内还装的一个什么总司令呢，到前线就代表总司令（指蒋）指挥指挥。”’唐辞出后立刻渡江，用火车头挂了一个车厢，如出笼之鸟，沿线不停，飞快地驰往郑州军中。唐把冯系宋哲元等打回潼关以西，于同年12月1日在郑州誓师，挑出改组派封他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讨蒋旗帜，不旋踵被阎锡山出卖，阎和刘峙南北夹击，唐部在许昌漯河一带溃败了。

　　为什么阎锡山要打唐生智？原来唐的部队被桂系吃掉以后，他自己不甘寂寞，蛰伏北平。当时阎系的杨爱源、李服膺拉上邓宝珊等人，策划反蒋，唐为了此事曾亲自往太原和阎谈判。唐在郑州发表反蒋的东电是在太原起草的，阎还派了赵丕廉代表去郑州参加唐的誓师大会。军阀各怀鬼胎，互相利用，阎锡山以讨蒋领袖自居，认为讨蒋是在他领导下进行，蒋倒后，代之而起的该是我阎锡山，不是唐生智，也不是其他人。不料唐打出旗号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而且委派了不少军长、总指挥，这一下触怒了阎。阎认为唐生智利用了他，他不能利用唐生智。这时候，我还在太原，每天和改组派的同志及同情改组派的人士兴高采烈，认为这一下军事策动成功，准备撵走蒋记省党部。另外一面，蒋记省党部的人垂头丧气。正在这时候，赵戴文衔蒋介石命由南京回到太原，太原反蒋的空气逐渐起了变化。某一天我同祁志厚在赵丕廉家里打听消息，赵由阎锡山那里转来，一进门就说，阎要他通知我们，不要胡闹，如不听话，就着荣甲三动手（即逮捕）。我们听了之后，甚为愕然。我们还反复推敲阎锡山为什么翻了脸，却闻阎已就任了蒋记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出发到河南讨唐去了。

　　翌年，1930年春，阎锡山出马搞反蒋运动，这个老狐狸也懂得不利用国民党那块招牌号召力是不大的，于是在秘密中派了赵丕廉、孔繁蔚去上海勾结国民党的各派系。为什么阎要派这两个人？因为赵丕廉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代表阎锡山在武汉和南昌之间作过活动，和陈公博、王法勤等人有过多次来往。孔繁蔚是山东人，和王乐平有交谊。

　　当时改组派总部公开对外接头处是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318号，是一个三层楼的弄堂洋房，后门通霞飞坊（现淮海坊）。过去二楼是会议会客的地方，后来风声紧张，传说蒋介石有一个黑名单，要暗杀10个人，执行人为陈希曾，所以大家相约不再在此处会客了。可是，某天王乐平又约定我和派往山东诸城与高桂滋作联络的赵麟祥于晚上8时在那里会面。我因和赵丕廉等为译阎锡山打给蒋介石一个礼让为国的电报中几个字有错误，反复推敲，致迟去了10多分钟。我赶到时，发现楼下一个旧法租界巡捕房派来的看门巡捕已被击伤，楼梯口在血泊中倒卧着一个工友（河北人）。我跑上楼一看，一位广东籍黄埔一期生潘行健已被打死，仍原封不动坐在靠门口的围椅上。赵麟祥神志尚清，只在左膀中了一弹，倒在地板上尚未起来。王乐平则倒卧在桌下，虽有呼呼之声，已神志不清了。我私自庆幸，设若早来5分钟，也和这批人同样命运了。正在这时候，以李星辉为首的一批法国留学生也来了，马上和巡捕房联系，巡捕大队人马来了，认定我是最有嫌疑的人物，搞了大半夜，第二天尚出了一次法庭。第二天报上的新闻还不敢发表王乐平的真名字，这个暗杀案就糊里糊涂结束了。自从王乐平被暗杀后，反蒋派的接触不再那样明目张胆公开活动，大家都有了戒心，成了暗场交易。赵、子乙不仅和改组派接火，根据阎锡山“统一的国、整个的党”的主张和西山会议派也进行勾结。不久，改组派推了王法勤、陈公博等赴太原，西山派的谢持、邹鲁、覃振也相继到了。这时反蒋的各方代表云集太原，真是盛极一时．在阎锡山的操纵和各有打算、各怀鬼胎的情况下，由赵丕廉从中撮合，国民党的人们都一致同意非请汪精卫北来权作领导不可，于是阎就找李锡九作为他和冯玉祥的代表去香港敦促汪精卫，改组派也从上海派了赵惠谟去港。汪精卫偕老婆陈璧君和顾孟余等从海路北来了，到了北平就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内。各地聚集在北平的改组派负责人，相偕去铁狮子胡同晤汪，想知道一下他北来的目的和打算。也要求陈述一下各地改组派同志们的意见。我记得有几十个人，推我和东北的钱公来、山东的王立哉等发言。大家比较天真，政治经验很差，一见之下，就被汪的假殷勤所迷惑。这是一个夏天，汪精卫笑脸相迎，亲自给我们搬座位，移动电风扇。我们当面向他提起阎锡山手面不大，怎样自私，连用一桶汽油全得由他批准，是一个土皇帝的作风，十足的土豪劣绅的代表，决不能成大事，决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接着我们恭维汪是众望所归，是中山先生的唯一继承者，希望他能担起领导的重任。不料汪鼓其如簧之舌，滔滔不绝述其北来动机，完全不着边际，躲躲闪闪。我们也就算了。大家辞出后，不少人感到改组派的所谓领袖，不过尔尔，但既已上了这条贼船，就随大流吧！
　　

　　改组派和扩大会议
　　

　　1930年上半年，改组派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已陷入瘫痪状态。往日各方想投改组派机的人们，都纷纷跑太原去和阎锡山勾搭了。加之几位所谓领导都先先后后到了北平，上海已是冷冷清清。这时候名义上改组派的组织中心是设在北平东城羊宜宾胡同，秘书是谷正鼎，领导是朱霁青，实际上去那儿接头的人寥寥无几，倒是陈公博和王法勤的住处顿形热闹。陈还专设一个接见来访的处所，有两个秘书专任招待。这时各地的喽啰们已不找组织，而专投奔私人。汪精卫到了北平以后，即去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见。各方面的人都随汪去丁石家庄。在阎锡山的“整个的党”的指导下，为了把各方熔于一炉，由汪、阎主持，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扩大会议的名称就诞生了。改组派的先生们不少人在扩大会议内先占了一个位置。扩大会议设在北平怀仁堂，以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末到）、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等为常务委员，秘书长为于若愚（哲士，湖南人）。在常务委员之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及民众训练委员会。组织部由汪精卫兼领，陈公博等为委员，秘书为谷正纲、邓飞黄。宣传部顾孟余，秘书彭学沛。民众训练委员会覃振，秘书赵南公、武和轩、徐天琛、刘天囚。当然这3个部门尚有阎的人、西山派的人，但是改组派的人占了多数。这时军事方面，在北方的陇海、津浦两条战线上，蒋、冯、阎的军事冲突很厉害。为了壮大反蒋的声势，在党务上有了扩大会议号召，在政治上尚须拉拢各方人物，因此在扩大会议产生后，进一步收罗反蒋的人物。汪与阎、冯决定成立一个唱对台戏的国民政府来和蒋介石对抗。这个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这是不能移动的，也就是说阎锡山反蒋就是为这个主席。国民政府除设国府委员外，还拟议设置各种部院。反正是为拉拢各方面，因人设官，先发表了主席和国府委员。为了需要，也可以说为了过官瘾，阎锡山匆匆忙忙地于民国十九年（1930）9月9日上午9时，在怀仁堂就了他自封的主席，即去津浦前线督师了。

　　这时前方军事，阎、冯方面已露败局。陇海线上成了胶着状态，冯不敢冒险地横冲直闯；津浦线上傅作义挺进到大汶口一带逢上大雨，再加上两线作战，分兵在胶济线上和韩复榘对峙；晋绥军两个前线指挥官傅作义和张荫梧失和，十九路军蒋、蔡的前锋已攻人济南。这时候拥兵乘机的关外王张学良更显得重要了。本来蒋、冯、阎双方都各派出代表在沈阳活动，后来张学良就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出兵入关。9月20日早，突然传来东北出兵入关的消息。谁都知道，从北平到山海关既未设防，又无一兵一卒足资调遣，东北军可以坐上火车长驱直人平、津两市。来到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人们便慌乱一团。怀仁堂内收拾文件、箱笼，和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往来，交织成一片混乱情景。我是个光身汉，说走就能走，故还镇静地买了梅兰芳先生在开明演出的《汾河湾》票子。不料正看得出神，赵戴文的一位私属来到戏院和我耳语，说老赵派人到处找我。我立刻乘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到东四十条阎的私宅，门口守卫也不阻挡，我直奔老赵住处。一入大厅，看见扩大会议的一群人如王法勤、谢持、邹鲁、覃振等等，好像都是心头很沉重的坐在那里，面面相觑，鸦雀无声，有如待决之囚。我去小屋里看见老赵，他很生气地说：“你赶快通知你的那些人，立刻到西站集合，12时前（即半夜）要开车去石家庄。”目睹此种情景，我知事态已经恶化。我想，如跑不出北平，我对东北军倒不含糊，北平有的是山西人，很好躲藏。可怕的倒是国民党的党棍子周学昌、鲁荡平这批人颇难办，特别是南方来的朋友们不少，还蒙在鼓里，一觉醒来，政权变换了，他们怎么办？老赵这个人还不错，到这兵临城下的辰光，尚顾及这些小朋友，毕竟可感。但是朋友们散居北平四城，时间又如此紧迫，叫我怎样通知他们呢？我有心想借借有汽车的人的光，但同时又料到，这时和哪一个说，都不会答应。当时我实在恼火了，什么“同志”，狗屁！最后只得慌忙找了一辆出租汽车，到处折腾了几个钟头。及至赶到西站，雨下得非常大，又刮着西北风，我看见经亨颐、陈树人等人就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岔道上没有车皮。一经查询，据说找到的一列客车，是石友三私人做买卖的车，调动车的主权不归路局，而在石的驻平办事处。这次车拨归扩大会议人们租用，还是和肖振瀛好说歹说才弄到手的。只为和司机未通气，他们把车开到长辛店机厂去了，虽已派人去长辛店疏通，但何时开来尚不可知。这时眼前的危险真不在小，如果东北军来的快，我们大家谁都不免是阶下囚。正在这风雨凄凄的时候，老赵派人来通知大家先各回住处，明天一早再在车站集合。到了此刻，扩大会议人们的命运好像一是掌握在火车司机们手中，二是也同时被赵戴文掌握着。人们听了这个吩咐，只得各自散了。我借这个机会又去各处通知相熟的人。到了半夜我回到东四十条和赵丕廉聊天，他一面吸着鸦片烟，一面和我谈。不久一个人送来一大堆钞票，赵丕廉亲自分了一下，一堆（多少忘了）说要给傅汝霖，由傅带到天津安置后事，预备将来活动之需；另一堆交我，要我赶快送给谷正纲。这就是后来由李平衡在东交民巷帮助留在北平的有关朋友们回南方的路费之所由来。21日上午得到通知，去太原的大大小小人们又都来到西车站，火车已升火待发了。这时，表面上说是扩大会议和国民政府撤移太原，事实上却是昙花一现的扩大会议和所谓国民政府就此垮了台，到太原去无非为了办理后事。实在说也没有什么真正后事可办，只是一时无处逃，暂到太原聊避风雨而已。事情糟到这样地步，到了北平已不发挥所谓组织作用的改组派，也随着扩大会议的死亡而死亡了，只剩阴魂仍未散尽。之后，这群人虽无组织关系，但因为有了这一度组织因缘，后来发展为人和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汪精卫等认贼作父，直奔南京充当汉奸，改组派的人们才算散了伙。但留在重庆的人们彼此间还是藕断丝连的。

　　
　　改组派外围组织各省市海外总支部
　　

　　改组派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是一个有组织、有基层、有群众，似乎尚有纲领、也有理论的搞军事投机的集团。国民党的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曾由于改组派分子的酝酿，也曾搞出了不少热烘烘的活动，为南京的党官们添了不少麻烦。南京市的各区党部首先闹事。1929年南京国民党在蒋介石、胡汉民联合操纵下，宣布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用圈定指派的办法产生代表。记得南京警备司令、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就被指派代表哈尔滨，相类的例颇多，举不胜举。当年反蒋的人们原都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为号召，在这情况下更觉增加了反蒋的资本。于是粤方委员乘时发表了党务政治宣言，留在南京还有些良心未全死的人也被有关的言论所吹动，他们目睹蒋、胡这种倒行逆施，连国民党薄薄一层的假民主都撕毁得一干二净，便纷纷起来要求市党部召集全市党员代表开会讨论，市党部的负责人受着众人的忿责，毫无准备的就在夫子庙旧贡院内大礼堂开会。这时出席的代表又受了改组派的鼓动和牵引，会议操纵在改组派人的手中。改组派中的大学生吴健当了总主席，谷正纲首先开了炮。蒋、胡派的人见势不妙，立即组织了黄埔同学，以贾某为首，带领一班打手冲进会场，大打特打，我和程子敏（现任上海民革常委）和一位蒋姓女的被他们关在一个斗室里。这班打手找谷正纲打，幸亏段锡朋掩护，把谷藏起来，谷才幸免于难。这事儿闹大了，轰动了统治阶级内部。当天下午我们被用大卡车押解到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我们进去时，见礼堂内已坐满了黑压压的人，我们这伙囚犯被安置在第一排。蒋介石出来讲话了。他讲后，我立起来质问他，他面红耳赤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明天在国民政府见你。”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说完这句话他就溜了。我们这批人怎么办，大家散了，也无下文。这时陈果夫、段锡朋来劝导我们说：“你们回去休息休息吧。”于是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的厮打的局面。这样一来更激起党员们愤激，纷纷开会研究对策。当时南京有11个区党部，除了第六区党部（国民政府的党部）外，10个区党部都一致起来。越二日，我借了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护照和乘车半价票，护送谷正纲去上海租界。我俩和顾孟余谈了话，和王乐平、王法勤等见了面，谷正纲从此就成了改组派的红人。以后他成为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的领袖人物之一，也为他增加了后来的活动资本。不久我也在南京呆不下去了，当我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中常会开除了我的党籍，因此激起丁南京各区党部的总缴印。从此南京的国民党各区党部联合起来，脱离了市党部领导，这就为上海在改组派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奠了基。这时不少省市都纷纷起来，改组派在国内和海外有了两个中央领导的地方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在1930年上半年移到北平后，还在西堂子胡同旧税务署的大院内出版一个《民主日报》，以谷正纲、邓飞黄、李平衡等为编委，聘陈言主编新闻、萨空了主编副刊。这个报纸虽寿命不长，在当时尚别具一种风格，颇为各界重视，也为改组派助长了声势。

　　
　　改组派组织瓦解，阴魂未散

　　
　　混在北平的一群，包括了不少各省市的海外的所谓大小头目，一部分随着扩大会议搬家西去太原，一部分留在北平的由李平衡资助他们四散．去太原的也是一时权宜之计，在太原呆了不久，汪精卫偕陈璧君先绕道大同溜出山西。这个家伙的确善跑，他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又溜到香港。阎锡山亦由张培梅、李龙潜（现山西省政协委员）陪同，化装取道京绥转到天津，后来又逃往大连。其余都先后四散了。改组派的人们，如王法勤、朱霁青等等继而又集中在天津日本租界内。

　　1931年广东酝酿非常会议，要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南京唱对台戏。在这一年春天，我和蛰伏在山西平遥县的陕西刘守中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往天津，面致王法勤和柏文蔚，表明他的主张。这时天津渐渐热闹起来，中心是胡宗铎的住所。胡家架设无线电台和广州直接通电，同时和日本天津驻屯军也有联络，日本特务土肥原和他们都有往来，要打听消息就得到胡家去。胡宗铎隐然是中心人物。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正式开锣了，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的代表就由我们来产生。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做一名代表，以他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呼图克图，其他的代表的产生手续，大致都相仿佛。凡是能扯上关系的，也就当上了代表。计在“九一八”的前前后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100多人，以后到了广州，就越看越不入眼。当初我们看不上蒋介石，去依附阎、冯，不久又看到阎、冯的自私、狭隘、独断。现在到了广州，眼见陈济棠这班人比阎、冯尚不如。听说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这是胸襟多么狭隘的一班人马！当时山西的郭任之对我慨乎言之地说：“咱们思想上要革命，但行动上愈来愈反革命了。”我苦笑以答之。

　　这时我生病，住在西濠口新亚酒店，不晓得刮来一股什么风，说咱们在广州蹲不住了，要回上海。一天早上我随上大家先去了香港，买了一张蓝烟囱邮船票回到了上海。没有两天，王法勤和我说，明天去大世界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备广州四全大会选举。真可怜也真下流！在黄金荣保护下的共舞台，汪精卫等坐在台上，改组派开了个莫明其妙的选举会。我记得当时选出11个人，中间有刘文辉，但后来和南京分赃时，又把刘文辉的名字抹掉了，毕竟由于什么缘故，谁也无心去追究，反正是做政治生意吧。为了刘文辉的选举，刘的代表冷杰生还是化了不少气力的。不知经过什么曲折，共舞台选举的算数了。据说为了比例，南京四全大会落选的王陆一、纪亮等的名字又从字纸篓里检出来，也列为中央委员。我们后来戏对王陆一说：“你每次去沪必到大世界行三鞠躬礼。”王陆一也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恩科委员’。”

　　和平会议开了，宁粤合作了，汪、蒋又携起手来，挤垮了孙科的行政院。汪、蒋在政治上分赃，在中央党部分赃，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彭学沛、罗贡华为次长，司长、参事、秘书、科长、科员等职安插了不少改组派。顾孟余任铁道部长，次长曾仲鸣，谷正鼎做了总务司，王懋功长了正太铁路。范予遂长了道清铁路；技术部门不好更动，便巧立名目，设了职工教育委员会，安置了邓飞黄等。这个机关是新设的，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都属于改组派人物。陈公博为实业部长，次长郭春涛，后为谷正纲，司长、参事、科长也安置了不少。李平衡就是当时劳工司长。陈树人抓了侨务委员会。中央党部组织部和陈家分赃，陈立夫为正，谷正纲为副，李俊龙等跟谷进了组织委员会。另设立社会部，以陈公博为首，肖忠贞为主任秘书，这里边也安置了不少人。后来汪精卫又兼外交部，唐有壬为次长，利用外交部关系，又在驻外使领馆安插入，李俊龙去纽约，杨玉清去伦敦。又动用外交经费送黄少谷、范予遂、邓飞黄等去英国念书，都是这种关系。其他尚有不少人，都享受到改组派的余荫。

　　当年在北平还出现了一个和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会办事处对垒的一个组织，名称为国民党各省市党务联合会。这个组织的头脑是李冠洋，背后牵线的是阎锡山，也就是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阎锡山的御用团体，它的前身是新民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