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孙蔚如（1896-1979），陕西省长安县灞桥镇人，是原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重要将领，陆军二级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武汉战区受降主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1936年12月12日祖父和杨虎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著名的“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

　　祖父于191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2年与杨虎城开始共事，两人义气相投，遂意结金兰、誓同患难。祖父博览群书，在军中素有“儒将”之称，充当着杨虎城“高参”和“左右手”的角色。1932年孙任十七路军下属第三十八军军长。1933年蒋介石调三十八军到汉中同红四方面军作战，孙蔚如与杨虎城商定与红军停战合作，并很快与中共达成了共识。毛泽东致孙的信中写道：“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

　　1936年初杨虎城将军曾同孙蔚如酝酿联合东北军反蒋抗日问题，同年秋孙为此密函杨虎城：“事需慎密。有谋人之心，事未成而为人知者，害莫甚焉！”是年11月孙同张学良、杨虎城、卢广绩及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罗任一秘密商谈联合抗日事宜。12月11日晚，杨虎城召孙蔚如、赵寿山等人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以扣蒋之事相告，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要干就干到底！”行动时孙任西安戒严司令，负责十七路军所属各部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同时担任“抗日援绥军”军团长、军事顾问团召集人。

　　事变后，张、杨电邀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到西安，共商国事。周到西安后，组成了以周恩来、孙蔚如、何柱国为代表的中共、西北、东北“三位一体”联合办事机构，制定抗击南京政府何应钦“讨伐军”的作战计划。12月25日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六项“诺言”，各方达成初步协议后蒋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其时陕西形势却异常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被扣，而将事变机动处置权交杨虎城，但杨虎城根本无法协调东北军的行动，东北军内部和战两派剑拔弩张，主张和平解决而又具有实力的高级将领王以哲不为少壮派理解而惨遭杀害；杨虎城部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离间挑唆亦分崩瓦解：冯钦哉、王劲哉率部先后脱离十七路军投蒋，叛军洗劫了杨虎城将军的母亲在陕西蒲城的住宅，蒋又逼迫杨将军离家出国。另一方面，蒋的嫡系部队源源开进陕西，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此危难之际，杨虎城将军推举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仍兼三十八军军长，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孙积极协助杨虎城将军，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密切配合，为保卫“西安事变”成果、争取和平民主局面、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尽心竭力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6月27日杨虎城出国，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孙任军长，成为陕西省的军政领导人。他以极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费苦心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维护军政团结，迎接了抗日战争的到来。

　　抗战期间，孙蔚如将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尖锐斗争，实践了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1938年初，日寇沿同蒲铁路向晋南进犯，国民党部队纷纷逃往黄河西岸。孙蔚如作为陕西省主席力主武装民众、坚守黄河防线、阻敌西进。38年夏孙进军中条山迎击日寇，在两年半时间里打退日寇21次进攻，把不可一世妄言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日本鬼子拒于潼关之外，使其进入关中掠占西北的梦想死于胎中。日军倾十余万兵力，三年中未能越过中条山一步，中条山曾被侵华日军称为“盲肠”。抗战八年，日军占据了我国东、南、北大片领土，却一直无力西进，当时的中条山真正成为关中和豫西的屏障。

　　1940年至1945年第二次及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蒋介石多次想消灭孙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和异己力量，孙始终同蒋周旋，不放弃斗争。抗战胜利后孙蔚如到湖北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两任武汉战区受降长官，解除了21万日军和9万伪军的武装。

　　孙蔚如将军为人豁达诚恳，谦虚谨言，从不居功。“他光明磊落，择善固执，坚持革命有始有终，坚持抗战有始有终，同中共真诚合作，接受中共领导有始有终。”祖父抒发爱国壮志的诗词作品甚多，下面这首《满江红》曾经作为“中条山铁柱子”第四集团军的军歌激励着广大抗日将士：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伐鼓。怒眦裂，岛夷小丑，横池耀武。锦绣河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却，只手补；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剿绝天骄申正义，扫除僭逆清妖蛊。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