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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上海市委会的对台工作

机构的建立与嬗变
  

  民革上海市委会的对台工作,早在1956年就已开始进行。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国委员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政策后,对台湾的工作方向更进一步明确,对台工作更引起各方面重视。1956年民革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写道:“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我们全党同志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工作,全力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要充分利用过去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阐明国家的宽大政策,争取他们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起义立功,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结合传达座谈,广大民革党员表示热烈拥护和支持,大家积极性很高,愿意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分力量。

  1956年七八月间,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员来上海指导对台宣传工作,对如何组织对台宣传稿件、如何与中央联系等等具体事项作了详细的辅导。民革上海市委会于1956年8月14日第59次常委会议上做出决定,由常委武和轩为组长、委员诸尚一、副秘书长吴尊等组成“对台广播宣传工作小组”,订出计划,于年底前准备每月组织对台湾广播宣传稿件2—4篇,重点辅导对台湾亲友写信3—5封。在组织广播稿的过程中,得到人民广播电台的支持帮助,取得较好的效果,到当年底的三个半月时间内,共组织对台稿件18篇,均由有关电台录音后陆续对台湾广播。另外还组织党员给去台湾的亲属写家信26封,经有关部门辗转寄往台湾。

  1957年2月13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组,组长由时任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的赵祖康担任,组员中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中民革党员18人。工作组设办公室,由民革市委副主委武和轩兼任室主任,每星期举行办公室会议一次,使对台工作趋向经常化。

  1957年4月,民革上海市二届委员会产生后,由于对台工作的发展,新一届市委会领导决定将原“对台广播宣传工作小组”予以扩大。为了与民革中央的机构名称保持一致,将工作组名称改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武和轩,副主任樊崧甫、刘昌义,委员共20人。

  为了增进联谊,促进祖国统一,根据民革中央四中全会决议精神,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协对台工作组的指导,并在有关联络部门的配合下,民革上海市委会于1959年1月22日将原“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又进行一次调整和扩大。新的工作机构力量有了加强,由时任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的赵祖康担任主任,武和轩、贾亦斌、薛笃弼、黄启汉、樊崧甫、刘昌义为副主任,委员共35人。

  1964年民革第五届市委会又在“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名称前冠以“促进”两字,以与民革中央和市政协对台工作机构的名称相一致。当时的主任是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贾亦斌,副主任为武和轩、刘昌义、胡次威、陈书农、史说、樊崧甫,委员增至61人。

工作的开展与深入
  

  民革上海市委会自开展对台工作以来,一贯重视组织民革党员学习中共有关对台的方针政策,并注意随时了解和掌握台湾方面的各种情况。主要是根据民革中央汇编的仅限于内部参考的《台情资料》,有时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领导作报告,介绍台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台工作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和委员,除由民革市委定期组织学习外,并经常参加市政协台委会所组织的政策学习会或各种座谈会。有时还到福建前线参观访问,或应邀到福建前线电台向台湾进行广播宣传。

  1957年至1962年期间,上海市政协曾多次举办解放台湾宣传工作展览会,历次展览会均由民革上海市委会为主要承办单位。其中规模最大、展出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59年底筹办的。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早在7月间就成立展览会的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由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赵祖康担任,副主任有王致中(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谢雪堂(台盟上海市委会主委)、贾亦斌(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委员由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有代表性的华侨、去台人员的在沪家属等组成。由民革市委会副主委武和轩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最多时达300余人。其中讲解员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安排本届毕业生百余人担任。后来社会科学院还以《党的解放台湾政策》和《怎样做对台宣传工作》作为本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题目。

  展览会共分五大部分,各有明显的主题。一、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二、美帝侵略下的台湾;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四、解放台湾的政策;五、对台湾的宣传工作。每一部分都有大量文字、图画及放大照片,所有美术工作由上海市美术设计公司和美术出版社动员全市优秀的美工师、书法家及画家数十人利用星期天义务劳动突击完成的。

  展览会于1959年12月22日正式对外展出,至次年3月20日结束,共接待本市及外地来沪参观者23万人次,是历次对台工作展览会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

  从1956年8月组织对台宣传开始,一直到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为止,民革上海市委会的对台宣传工作一直在正常进行,从未间断,平均每年组织选用的宣传稿件约50篇左右。由于十年动乱中不少档案资料散失,具体数字已无法统计,根据劫后幸存的部分资料分析,当时对台湾宣传的稿件中,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揭露当时台湾当局的黑暗统治,启发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看清台湾当局的真面目;敬告他们不要再受蒙蔽和欺骗,及早弃暗投明。这类稿件当时叫做“揭蒋稿”。

  第二种是,由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谈亲身经历和感受,宣传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启发尚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消除各种思想顾虑,选择应走的光明道路。这类稿件当时称做“政策稿”。

  第三种是,宣传祖国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家乡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以激发在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爱国怀乡之情。这类稿件当时就称“宣传稿”。

  以上三类稿件,大多数交由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联络部转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即当时简称的“两台一社”,向台湾播发。

  第四种是,写我国的历史掌故,大陆各地的名山大川、风土人情、民间习俗、风味小吃以及花鸟鱼虫、文物收藏等等。这类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雅俗共赏又不涉及政治,当时就称做“低调稿”。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常来民革上海市委组稿,由该社发往港、澳、台以及海外华文报刊,供各家刊物选用,发表率较高。

  在众多的对台广播稿件中,绝大多数是有针对性的直指其名,并指出对方的现任职务,做到有的放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多数由全市民革党员提供。上海的民革党员中有60%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有亲友关系,去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在上海定居的数量很大,这是一股很大的潜力,应该充分发挥。因此民革上海市委会在1956年和1958年两次发动全体党员填写“国民党军政人员调查表”和“海外亲友调查表”共3363份。1959年一至九月又先后发动51名党员提供比较有系统的对台资料,写出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127人的资料,总共积累了对台资料达50余万字。内容主要有对方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态度、职务任免及工作情况,在港澳、海外、大陆的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还有对方的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详细情况,为对台宣传提供素材。

宣传的目标与力度
  

  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时问里,众多向台湾广播的宣传稿件中,赵祖康、贾亦斌、武和轩、薛笃弼等民革市委领导人占了很大的比重。解放前他们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当时的老同事、老战友于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大多数依旧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这些都是极重要的争取对象,于是在对台宣传广播中都指名点到他们。如1957年赵祖康在对台湾广播中指名俞大维(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和在台湾的交通界工程界的老朋友。广播中说:

  “我是赵祖康,从上海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国家的年度决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等许多重要议案。代表中有好几位交通界的老朋友。大家相聚一堂,谈到国家交通建设的突飞猛进,谈到各人自己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生活的安定美好,都感到非常满意。想念起在台湾的老朋友们,想来你们也是关心我们这里情况的。”

  赵祖康接着谈到大陆解放后的新面貌,着重谈到大家懂行的铁路、公路、民航、港口等交通设施。同时又详细介绍了旧知识分子解放后获得新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政府的关怀。他又谈到自己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上海市副市长,分工负责领导有关市政建设方面的几个局、处。他说“工作虽然很忙,但忙得有意义,生活得很好。”

  最后赵祖康在广播中说:“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说明了爱国爱家、爱国不分先后的重要意义。号召在台湾的整个国民党当局和所有军政人员都能幡然醒悟,回到祖国的怀抱,共同进行建设大业,并实现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方针。俞大维先生,你在台湾现在虽不再负责交通方面的工作,但是登高一呼,仍然能够在各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我诚恳地希望俞大维先生和在台湾的老朋友一同起来本着团结爱国精神,推动和平解放台湾。老朋友们,行动起来吧!”

  此后每年国庆节前夕,赵祖康总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现在台湾的军政界,特别是过去一起共事过的老朋友们发表一次广播讲话,规劝他们正视现实,打消顾虑,积极为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民革上海市委会担任副主委长达20余年的贾亦斌,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与蒋经国长期相处,关系十分密切。他有不少过去的老战友在台湾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职,是最理想的对象。贾亦斌多次向他们发表广播讲话,畅谈祖国大陆的新气象,回忆过去一起共事的情景,规劝他们看清当前形势,弃暗投明,共同建设祖国。

  1958年9月间,贾亦斌在向台湾国民党军驻马祖守备区少将指挥官何俊的一篇广播讲话稿中,以老战友的关系向他劝说:

  “何俊兄:我是贾亦斌,1948年春在台北府上别后,转眼已有十年,远隔两地,至为系念,想我兄定有同感。现在金门马祖孤岛已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海军空军和炮兵的严重打击下面临绝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已向胡琏等人提出警告,要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率部起义,想为我兄洞悉。

  “兄驻兵马祖,情况万分危急,应即悬崖勒马及早回头。你目前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远离台湾,不受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控制,二是独当一面,所率部队多为亲信,易于操纵。这是你为祖国立功,为自己创造前途,为部下指引方向的机会。请勿犹豫坐失良机。现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均为人民政府信任,各自在适当的机关部门工作。弟自起义后,即参加了全国政协,现在上海工作,心情甚为愉快。今向兄作诚挚的忠告,赶快率部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请赶快抉择吧!”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武和轩于1958年底对时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王懋功的讲话稿,由上海警备区政治部联络部介绍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后,于次年初向台湾广播。武和轩在讲话中谈到与王懋功早在三十年代时的往事,又谈到大陆解放后的新面貌,最后规劝台湾国民党政府看清形势,考虑利害关系,早目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

  此外尚有赵祖康、贾亦斌、武和轩、薛笃弼、黄启汉、胡次威、陈书农等人联名于1958年10月给台湾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广播稿,经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播放。

  除了组写对台广播稿外,还组织有亲友在台湾的民革党员和联系人士给台湾亲友写信。内容主要是互报平安,谈家乡情况,谈家常生活,以达到彼此放心。这些信件有的辗转邮寄去台湾,也有交由福建前线通过“空飘”或经“海飘”到对岸。

  以上广播或信件的对台宣传,从1956年至1966年连续十年从未间断。

信息的反馈与效果
  

  连续十年来,众多宣传广播稿件与亲人的信函源源不断地发往台湾,引起台湾各阶层强烈震动。民间对此议论纷纷,官方则惊恐不安。原先由于两岸信息不通,再加受台湾当局的蒙蔽,大多数台湾军民不清楚大陆情况及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存在严重隔阂,由此产生不少误解及顾虑。对台宣传起了相当作用,取得明显效果,让台湾各阶层人士对大陆的现状及政策有所了解。从不断反回的信息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台湾不断有信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寄回大陆。台湾某陆军中将给儿子的回信中说:“我日夜想念着你们,忽然接到你的亲笔信,使我高兴得如同见面一样。我走的时候,你刚读高中,现在已参加工作了……我这里有位朋友的儿子长得跟你一个模样,言谈姿态都有几分传神,我把他看成我的儿子,常常请他来走动。我见了他如同见到你,这使我得到莫大安慰,但他终究不是我自己的儿子……”还有一位姓吴的在给大陆的儿子回信中说:“接到你的信,又为你落了一次泪。我们父子相依为命,一直到你21岁时分离再没机会见面。现在我已年近六十,叫我如何不想念,叫我如何不落泪!你的来信使我年轻了几岁……我把家人从睡梦中叫醒读你的信,第二天早晨我刚醒来还在被窝中又读了几遍……”

  二是,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人员的反映。有位从台湾回大陆的起义国民党军人说:“在那边收听大陆广播的人很多,最爱听的是军人家属的来信,虽然说的都是些平常的事,我们听了感到很亲切,能够了解家乡的安定情况。”有位起义的国民党中尉军官说:“驻在金门岛上的官兵,从广播中得知共产党要和平解放台湾,大家都在背地里议论说,如果真能和平解放,我们一个也死不了,大家都可以活着回家了”。有位原国民党的少校飞行员说在台湾大家都暗地里收听大陆的广播,关心家乡的消息。他是山东人,在广播中听到山东口音在说话,更要认真收听。

  三是,台湾国民党官方的反应。他们对大陆的宣传广播十分关注,一次陈诚在记者节大会上说:大陆的宣传“最显著的是以协商解放台湾为口号,通过广播报纸以动摇台湾士气”。一次蒋延黼说:大陆的政治宣传工作是“奇兵迭出,花样翻新,一套又一套,都在瓦解台湾的人心士气。”1959年3月26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蒋方对海外和大陆的宣传“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社论认为在思想战线上将一定被大陆所击败。同一天的《青年战工报》社论也认为:“台湾的收音机越多,接受宣传的机会也越多,要求加强干涉,以杜绝中共思想的空中走私。”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和平攻势比战争还危险。”

  四是,外国报纸对大陆的对台工作的评论。华盛顿《明星报》社论说:“中共对台湾这种宣传可能最后在国民党人内部之间引起大规模的变节运动。”前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康特在空军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国对台湾的宣传“技术运用得淋漓尽致,是加强‘恨美’运动的一部分”。英国《经济学家周报》称:“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把一种更巧妙的武器加到它们的武器库中去,而且这种武器正在开始发生作用,它比金门的炮轰有着大得多的决定意义。”

  以上说明连续十年的对台宣传取得显著成效,并非有些人所说的“有去无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民主党派的各项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不得不被迫停止一切活动。当年9月份,经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各民主党派对外停止办公。民革上海市委会也不例外,下属所有工作部门及机构全部停止一切活动。持续长达十年的对台宣传工作也同时宣告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