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佛口述 朱玖琳整理
1980年3月6日，杨小佛在宋庆龄北京寓所为宋庆龄所摄照片
1932年，作者与父亲杨杏佛在上海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留影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杨杏佛（右二）、林语堂（右四）、胡愈之（右五）合影。右三为秘书黎沛华
2013年是孙夫人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也是我父亲杨杏佛诞辰120周年，距离他们离世的日子越久，我对他们的记忆反而越发清晰，我经常向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我讲了一遍又一遍，有些细节我并不在意，所以从没有在回忆文章中叙述过，或者一笔带过，言之不详。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被提醒，那些我不在意的细节背后其实暗含着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线索。
一、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次日我在孙夫人家
孙夫人知道我平时住宿学校，父亲在世时，总是与父亲一起过星期日，如今我没有了父亲，她很关心我星期日有些什么活动，于是安排我假日可以去她家。我只要事先于周六电话联系，如果她没有其他活动，我便可以在周日去她家谈天说地，并与她一起午餐。她同小郎和李妈讲广东话（整理者注：小郎即宋庆龄当时的厨师何元光，李妈即宋庆龄保姆李燕娥，他们都是广东人），同我则讲沪语。我一般都是上午去，不会太早，但也不会很晚，大约在九、十点之间到达莫利爱路（整理者注：即今香山路29号孙中山故居）。
1936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午，我一如往常地按照事先约定来到孙夫人家，小郎为我开门后便自顾自去忙了，我径直走到客厅，坐等孙夫人。孙夫人正在旁边楼梯间的挂壁式电话机前接电话，我听不到她说什么，也不知道是谁给她打的电话。我曾经进楼梯间打过电话，看到电话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块牌子，上面字迹潦草地记录着一些联系电话，我看到有宋蔼龄的名字——Madam Kung，但没有宋美龄的。上面另外还记了一些出租车公司以及食品商店的电话。那天，孙夫人接完电话后便自言自语地来到客厅，她的神情略带紧张，口中反复嘟囔着“南京（整理者注：指南京政府）出事体了”、“南京出事体了”之类的话。虽然是喃喃自语，但是她说的是清晰的沪语，我在近距离之间是能听到的。
她没有告诉我是谁打来的电话，也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情，那天我们照常一起午餐。只是在午餐时，她对我说：“最近有人要来寻我了，我要忙了，最近一阵侬不要来。”
当日，《申报》等各大报纸均在头版报道了西安发生重大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留的消息，我因而明白南京政府出的是什么“事体”了。
人们一直认为孔祥熙、宋美龄在事变当日得知消息后很快就告诉了宋庆龄，但是如果孙夫人在事变当日即得知消息，一来她不会在13日接到电话后表现出紧张、惊愕，二来我也就没有可能在13日如约前往了。看来她其实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才得知消息的。
知道夫人要为此事奔忙，我于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见她。圣诞夜那天晚上，我正在同我的同窗好友一起在沙利文（整理者注：该店英文名Chocolate Shop，是上海滩当时赫赫有名的咖啡馆，位于今南京西路泰兴路路口）吃西餐，店外突然鞭炮声大作、欢呼声四起，我们得知，蒋介石自由了。
二、1937年孙夫人离沪前带我去永安公墓为父亲扫墓
隔了很久，我又开始联系孙夫人周日去她家聊天午餐。一次午饭后，她打电话30189叫了一辆云飞出租车，带我去霍必兰路永安公墓（整理者注：今古北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原址）为我父亲扫墓。
那天是个晴天，天气很暖和。出租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上车后，她命司机先到金神父路霞飞路（整理者注：今瑞金二路淮海中路）口停一下。她下车去路口的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灰白色的花，她家花瓶经常插这种花，我记得她说过这叫Posy Willow（整理者注：应为Pussy Willow，即褪色柳，也称猫柳，灰色丝状的柳絮具有装饰性）。车到永安公墓后，夫人命车子停在门口等候，她拿着花带我走进公墓。公墓里那么多墓碑都一模一样，而且又都是卧式的，放眼望去很难一下子找到父亲的墓，我每次去都要费一番周折。但是孙夫人却不像我这样，她领着我转了一个弯，就来到父亲墓前，看来她来的次数至少要比我还要多。在墓前，她放下花，退后一步，对着父亲的墓轻轻地说：“我要离开上海了，不能来看你了。”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鞠了一个躬。然后唤我去鞠三个躬。我们又站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你父亲躺在这里很孤单，没有什么人来看他。”我感觉周围的气氛甚是凄楚，但是我当时年少无知，未能体会她何以伤感。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同孙夫人一起为父亲扫墓，她特别选在那个时候是有原因的。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上海，日军攻入南市区，上海失陷。从此上海“租界”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军包围中的“孤岛”。那之后，夫人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于12月23日秘密离沪赴港。日寇侵略气焰日益嚣张，孙夫人不知道抗日战争要持续多久，她何时才能重归故土，“再来看”她的战友。
孙夫人去香港前曾留下电话给小郎，说有要事可函告香港中国银行宋子文转。这是1945年后孙夫人和我谈起的，我事先并不知道。尽管我曾通过宋子文转交一信，问候她的近况，但此前并不知道她关照小郎有要事可通过宋子文转一事，她也记不得我转信的事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实行无条件投降，孙夫人终于于11月重回上海。在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再次去莫利爱路（已改名香山路）29号找她，还是当年的小郎给我开的门。我取出名片写上地址、电话给他，他说原来是杨先生，已认不出了。次日孙夫人的电话便来了，她约我第二天去她当时住的靖江路（今桃江路）45号见面，谈谈别后的情况。第二天我去了，一别八年，我终于又见到了孙夫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