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辛亥百年，从学界到民间又兴起民国热。民国是精彩纷呈的，政权此起彼伏，人物灿若繁星，留下传奇无数。他们有本事，有性格，有风骨，有气场，一举手一投足，十足的民国范儿。“民国范儿”意为民国时代的精神、气质与风尚，集中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
以我看来，“民国范儿”在我们民革前辈中不乏其人，其中谭惕吾就是一位充满传奇故事的奇女子，堪称“民革范儿”。
书香门第走出的民国精英
谭惕吾1902年10月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谭湘凤。由于家境清贫，她读完初小就失学。但她生性聪慧，勤奋自学，1917年一举考入了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品学兼优，她被选为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1920年，她来到北平，进补习学校，结识丁玲、曹孟君等友。1922年，她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的“克兰夫人奖学金”，先后被三校录取。从经济上考虑，她进了北大，入法学院学习，1926年肄业。
谭惕吾的才情可与同时代的庐隐、苏雪林、林徽因、陆小曼、谢冰心、丁玲等中国才女比肩。
酷爱文学、擅长诗词的她，可以做诗人。“人事纷纭苦不休，暂停征马岛俞楼。此心已为飘零碎，怕看西湖处处秋”、“北风怒发厉于刀，万壑千峰尽痛号。可惜离人心底恨，不曾削得一分毫”、“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这是谭惕吾1934年在杭州修订自己著作《内蒙巡视记》时所写的诗句，运笔大开大阖，抒发着“在秋意肃杀中寻得春气之盎然勃发”的旨趣。她在1937年2月23日发表在《新民报》上的《塞外劳军》四首诗词，其中《到大庙》云：“一腔爱国热，熔却边关血。大庙远劳军，依稀认敌血。谁谓国无人？行看胡虏灭。毳幕围炉话战功，举杯共庆勋劳烈。但愿再逢时，把酒同看沈阳月”，其人其诗其词，如同黑夜中振聋发聩的电闪雷鸣！
文笔流畅的她，也可以做翻译家、做学者、做记者。她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欧洲战后十年史》，后来又翻译了《经济学原理》；她通过亲身考察、体验，写有《内蒙之今昔》、《新疆之交通》等卓有价值的专著，以及从抗战前线发回的47篇报道（后合集《从国防前线归来》），都紧贴时代所需、所急，并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能。
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她，甚至可以成为做学问的大师。她的北大老师——著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更是非常器重谭惕吾，曾郑重致信“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共作一部中国通史，顾任上古至清，谭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
谭惕吾，哦，年青的谭湘凤，这只湖南的凤凰，这位民国的精英，究竟准备献身何方？
献身革命的火凤凰
“有着一双炯炯有神而又秀丽的眼睛和一只高高的稍有点尖的鼻子”、“充分表露出她的智慧，坚毅，明快，热情”，“你是很难想象她是这么一名在争独立，争和平，争民主的营垒中的女英雄！”这是当年报纸记者对谭惕吾的描述。
谭惕吾，这位美丽、聪慧的优秀女性，仿佛是天生的革命者、天才的社会活动家，她锋芒毕露、大胆泼辣，是献身革命的火凤凰。
“五四”运动时，她是学生领袖，组织学生游行、发动罢课、焚烧日货；“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她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冒着北洋军警的枪林弹雨抢救受伤的同学；“九·一八”事件后，她大声疾呼：“觉醒吧！同胞”；“一·二八”淞沪抗战，她组织“中国妇女爱国护士队”，开赴前线，做战地救护；绥远抗战，她率中国妇女爱国同盟的会员塞外劳军；1945年10月，为表彰谭惕吾在抗战救国中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谭惕吾“胜利勋章”。抗战胜利后，她与重庆民主派妇女公开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她在妇女界有很高的威信，是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她在立法院联合立法委员痛斥当局的倒行逆施、提出质询案；1945年，她和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谭惕吾任中央组织委员；她还秘密参与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成立的“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称“小民革”）；1949年3月，周恩来亲自提名她为新政协代表人选；1949年10月1日，她出席了开国大典，从此，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谭惕吾的人生轨迹，演绎着一部简编的中国现代史！
这位民国的巾帼英雄，完全是凭她一己的良心、能力、作为，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与宋庆龄、邓颖超、何香凝、李德全、吴贻芳、曹孟君、邓季惺、史良等伟大女性一起，载入史册。
让我们回放几个历史镜头，领略当年火凤凰的非凡的胆识、风骨、气场：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谭惕吾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的同学共同发起救国团，参加反帝游行示威。6月3日，北京各校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谭惕吾在队伍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沿街讲演。当游行队伍向位于东交民巷的英国大使馆进发时，同班同学刘尊一（共产党员）急匆匆从队首跑来对谭惕吾说：“听说东交民巷路口布置上了机枪、水龙头，领队的学生怕引起冲突，改变了游行的路线。”谭惕吾听后，对同学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能改变游行路线，这是示弱！如果怕帝国主义的机枪、水龙还示什么威！”随即，她大步冲到游行队伍前面，从男同学手中，夺过校旗，扬旗高呼：“不怕死的，随我到英国大使馆去！”不少同学紧跟着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往日气焰嚣张的洋人，赶忙收起机枪和水龙，紧闭铁门，龟缩在里边不敢出来。同学们一边高喊“打倒英帝国主义”，一边愤怒地把旗帜、标语统统投掷到东交民巷内。当时《晨报》报道了这个场景，赞誉那位“径前夺旗、高呼而返、极激昂的女士”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开进北京，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和学生骨干，加紧了镇压革命的活动，谭惕吾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北大老师李璜得知消息后，马上通知她转移。谭惕吾女扮男装，从北京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李璜等人领导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7年，“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惕吾作为重庆市的代表，被选为“国青团”的中央委员，任执法部部长。但在这次大会上，“国青团”公然反对北伐革命，提出联络军阀孙传芳，以阻止北伐。谭惕吾原来设想依靠“国青团”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国青团”一大宣言却同她的想法截然不同，令她大失所望，从此毅然脱离了所谓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她还将自己的名字“谭湘凤”改为“谭惕吾”，表示以此为训，警惕自己。
1935年12月，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谭惕吾发表题为《妇女运动的趋向问题》的长篇报告，有数百人参加。报告阐述了妇女运动的意义，驳斥了要妇女放弃社会工作、回到家庭中去的谬论，号召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报告全文分数次发表在《新民日报》上。当时在内务部工作的谭惕吾，已成为妇女界进步活跃分子，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内政部次长张道藩把谭惕吾叫到他的办公室疾言厉色地对她说：“听说你不办公，总到外面去活动，你这是破坏机关纪律、是反政府法令的，再这样你就不要做公务员了！”谭惕吾见他威胁自己，气愤地反击道：“宁肯不做公务员，但不能不做中国人！”扭身走了出去。
在解放前夕，谭惕吾利用立法委员的合法身份，组织邓季惺等一批反战、争民主的委员召开“一四”座谈会，统一思想、进行斗争，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提出严厉质询。1948年6月15日，《新民报》在第二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题为《谭惕吾对翁院长施政报告之质询》的文章。她在文中一针见血深刻地指出：“共产党拿富人的钱，用穷人的力，为穷人打战；国军拿穷人的钱，用穷人的力，为富人打战；士气如何能振作？”质询从军事、民心、经济、外交等方面指出反动派必然失败的下场，连续四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戡乱”，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她正义的呼声，犹如投枪插入敌人的胸膛。
1957，凤凰涅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惕吾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新政治学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也担任了领导职务。
时龄四十多岁的谭惕吾意气风发地工作着。作为司法界的法律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她还到处视察，检查、督促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期间，她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认真负责地工作，除每天按时上下班外，晚间经常有会或参加大量外事活动。有时她不顾身体情况，简直达到忘我的程度。1954年，她竟晕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上，被送进了北京医院。她到北京城子煤矿视察工作，不满足听汇报，而是亲自到几十米深的矿井里去察看。她为党为国的工作热情可见一斑。
五十年代前五年，谭惕吾是忙碌工作并快乐着的。在网上，可以查到“20世纪50年代，曹孟君、曾宪植、李德全、邓颖超、谭惕吾合影（自左至右）”，照片上，谭惕吾微笑着，温文尔雅，气度大方。
1957年4月30日，为发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
在这种情况下，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本着为国家、为执政党的发展与未来着想的原则，在民革中央整风座谈会上，谭惕吾坦诚地就民革成员所应采取的态度方面、在中共的领导体制、法制建设、执政党应遵守宪法和接受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她的发言，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但是，反右开始后，谭惕吾即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以“批评意见最大胆、最尖锐也最具理论系统”，成为“右派急先锋”。虽被迫检讨，却并未过关。这位被称为“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在交代时竟然提出“是否可以在罪行认识中写一些她不同意的事情”！
在疾风暴雨的考验中，谭惕吾之桀骜倔强显露无遗，其志气、良心、气魄可见一斑。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谭惕吾被打成右派，除民革北京市委委员一职外，其余职务均予撤销。1960年11月，谭惕吾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3月，她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9年，其右派问题获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她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主席。
此时谭惕吾已经是79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她依然精神抖擞、奋发有为。她对民革的妇女工作，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投入了精力和心血。她用饱含情感的文笔，写下了《三八节日语故旧》、《鲜明的对比》、《诚挚的愿望》、《就台湾回归祖国问题的讲话》、《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性质和任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并怀念台湾同胞》、《中国在清除对妇女歧视方面取得成果》等文章，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
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她依然意气风发、积极建言。1989年，在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二次会议上，87岁的谭惕吾提出了《关于加强对台工作的统一领导及合作配合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将实现一国两制作为长期目标，与台湾官方举行谈判作为中期目标，全方位开展两岸交流作为近期目标的建议。该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1995年，当她93岁时，她读完贾亦斌同志所著《论“台独”》后，挥笔写下了：《〈论“台独”〉敲响了国人的警钟》的文章，发表在《团结报》上。她痛斥道：“‘台独’是国家民族的心腹大患，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要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出卖祖国统一的罪魁祸首，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出卖祖国统一的罪恶的‘台独’。”
1997年2月10日，谭惕吾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谭惕吾是中国百年来为数不多的奇女子之一，在官方或者媒体对她众多的赞誉中，我觉得这一句评价是最为确切的——“她一生革命，两袖清风，她坚如钢、清如水的革命气节和奋发为雄、锲而不舍的爱国精神令人追怀敬仰。”
凤凰何处栖碧梧
湘女多情，自古皆然，不管是热恋中的刚烈炙热，还是失恋后的委婉缠绵，或者陷于暗恋的无法自拔，均演绎出一曲曲催人泪下，动人肺腑的情歌。
端庄秀丽、才华出众、活力洋溢的谭惕吾，自然不乏追求者。作为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她，气质高雅。当年有幸登门采访谭惕吾的记者曾这样描写：“她酷爱文学，尤其古体诗词，她爱古玩，在她书房中，有一架古香古色的盘龙椅，有一座古画上常见的砚盘，还有不少古盘，古碗。”
与她为人一样，谭惕吾的感情世界也是那样的超凡脱俗。
丁玲在《丁玲自传》中提到谭惕吾对于情感的“冷静”、“透彻”和“过于理智”。丁玲曾经因为自己好友王剑虹去世、而王的丈夫瞿秋白不久又与杨之华结婚而悲愤，她写道：“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
然而，偏偏有人追慕这样超凡脱俗的冷傲，而且是爱得如痴如醉。
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通过通读《顾颉刚日记》中全部日记，意外发现恂恂君子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惕吾女士称得上是“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委实动人。
顾颉刚在1924年4月13日《日记》中，记叙了他和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刘尊一、谭惕吾等人游颐和园等地，这是顾颉刚初识谭惕吾。顾颉刚写道：“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此时谭惕吾22岁，为北大学生；顾颉刚32岁，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国学季刊》编委，已有两次婚史。
顾颉刚对谭惕吾一直陷于单恋之中，他对好友俞平伯并不相瞒。他写信对俞平伯倾诉：“我对于女子向来不感什么趣味，但这次竟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我一见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我的感情对我说：‘你若不去理他，你的生活就干燥得像沙漠了，太不美了，你就不可算作人了；至于事业学问，本来是桎梏性灵的东西，管它怎的。’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好？”
顾颉刚对谭惕吾的爱慕，甚至还告知过自己的妻子，《日记》写道：“今日写履安信，将数月来对于谭女士爱好之情尽量写出。予自问此心甚坦白，且亦无所谓得失，履安为我最亲之人，不应不直言，故索性畅快一吐，使胸中一爽。如履安览信后不感痛苦，则更大慰矣。”
然而谭惕吾对于顾颉刚的单恋似乎浑然不知。一直到1943年5月，妻子殷履安去世半月之后，顾颉刚即正式向谭惕吾求婚，他写了6天，共计10页，约万言的求婚长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了回音。真可谓“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谭惕吾当面委婉回绝：“为顾先生着想，顾先生须当有后；为自己着想，自己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并辞别去了西北。以后，顾颉刚和张静秋结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谭惕吾，几十多年来继续写了许多的诗寄托自己的感情，这些诗都留在他的日记中。
1978年9月6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顾颉刚，重翻五十四年前的日记，看到1924年他和谭惕吾初识并大伙同游颐和园的情景时，悲从中来，凝结为诗：“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继而，他以“一生之痛”来总结自己对谭惕吾的痴恋。余英时在题为《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一文中说：“顾为她写了无数的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梦，其情感之浓烈，可想而知。”
凤凰何处栖碧梧？究竟有谁能够走进谭惕吾的爱呢？有人提到了黄绍竑。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新桂系三巨头之一，和李宗仁、白崇禧并称，为一时俊杰。文武双全、谋略过人，28岁当军长，30岁任广西省主席。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
1933年10月，黄绍竑奉命宣慰内蒙时，亲调谭惕吾随行。内蒙行程中，黄绍竑携带贵重礼物，就内蒙自治、人口锐减、蒙古人的游戏和战斗生活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与内蒙领主德王初步达成共识。黄绍竑曾拜谒昭君墓，并填词云：“来凭吊，正值塞锋高，野草年年烧不尽，夕阳红照一荒坵。评汉史，千载有春秋，卫霍几人攘外患，红颜白骨付胡收，愧对女儿曹。”颇得谭惕吾欣赏。内蒙归来，谭惕吾写成《内蒙之今昔》一书，黄绍竑亲为作序，以“任事之勇，著述之勤”赞扬谭惕吾。惺惺相惜，两人友谊深厚。
1949年初，身在香港的谭惕吾，曾帮助中共华南局，劝黄绍竑脱离国民党北上参加中共的“新政协”。解放后，谭惕吾与黄绍竑，同为民革中央常委，同为全国人大代表，同为法律界人士，朋友、同志、同事，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反右”运动中，谭、黄又一同厕身于民革“四大右派”之列，患难与共，休戚相关。
黄绍竑是有妇之夫。据说，有一份“反右”时的揭发材料提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女学生刘则智，曾问谭同黄绍竑是什么关系？谭惕吾坦然答道：“那是精神上的爱！”
终身未婚的谭惕吾，无论是“五十年来千斛泪”的被爱，还是自己“精神上的爱”，都是爱得那么的深沉、那么的惊世骇俗！
谭惕吾，中国百年以来少有的奇女子，中国的圣女贞德，真乃令人仰慕的民国范儿、民革范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