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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真
2011年芳春，台湾春祭典礼热烈举行。从媒体发布的现场照片中看到了王焱华女士——上海民革党员、秋瑾外孙女的身影，于是，掐准时间致电远在美国的她。已是古稀之年的王女士接到这通“紧迫盯人”的电话倒也没有半点怒气，不顾长途飞行之疲累，和我谈起了台湾之行和她的家族故事。
“女侠”秋瑾
年轻、美丽、热血……秋瑾这样的女性注定是个传奇，即便是在与之血脉相连的王焱华心中，她依然是个华丽的问号和惊艳的叹号。
还记得秋瑾那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照片吗？一位日式妆扮的女子，分外清秀的眉眼，却硬生生地横握一把冷刀在胸前，煞是英武。这是一个女子与一个时代对峙的写照。
她肆意地着男装、骑大马，往来于江南街市间。在那个年代，背负着“抛夫弃子”的坏名声，迎来的就只有侧目和厌恶。然而，她的慷慨激昂，又打动了多少仁人志士。对此，徐锡麟之孙徐乃达在参加民革上海市委与上海市音像资料馆联合摄制的口述历史资料片中也提到：“秋瑾善于演讲，她的高谈阔论吸引到了祖父和祖母，起先并不赞成革命的祖母便也渐渐地认同并鼓励祖父的革命。”
其实，除了同志、挚友外，那个世界对于秋瑾的评价也不尽都是淡漠、挖苦、嘲笑和恐惧的。
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山阴县令李钟岳在现场，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秋瑾被捕后，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
据秋瑾同父异母的弟弟秋宗章在《六月六日与李钟岳》中记载，7月15日凌晨，李钟岳提审秋瑾，当场“泪随声堕”，告之“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身边吏役皆“相顾恻然”。临行前，秋瑾提出了三个请求：一、准写家书诀别；二、勿袒衣；三、勿枭首示众。
天色微明，黑暗的道路被严密戒备的行刑军的松明火把照得雪亮。拖曳着沉重的铁镣，秋瑾从山阴县监狱蹒跚前行至轩口亭。在无数人围观的广场上，县官监斩毕，路人为之泣下。此后，李钟岳被撤了职。他回到杭州寓所，心怀忧愤，不能自已，遂于是年9月悬梁自尽。浙人闻之，无不扼腕叹息。
然而，更痛心的当属秋瑾的家人，秋宗章曾在《六六私乘补遗》中写道：“自丁未以讫辛亥，此五稔中，吾秋氏诸人，精神上之痛苦，可谓至矣尽矣。”即便是被秋瑾唤作“彩凤随鸦”的那个与之“向来不睦”的丈夫王廷钧自此之后也一直鳏居。也许是惊恐过度吧，不到三十岁他就去世了，带走了多少离愁别恨！
“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倘若得遇知己，秋瑾血液里铁马冰河的浓度是否得以稀释？革命前的秋瑾，冷下心肠，与夫儿划清界限；为了引领女同胞走向高处，她抵制脂粉、嗜着男装……而在生命的倒计时，她恢复成儿女情长的女人本色，作书别亲友，临刑不脱衣带。可见，她的性别意识，并未完全泯灭在男性化的着装与行动中，从头至尾，她都是一个女人……
这样的秋瑾，虽是叹号，但令人怜惜。
在徐锡麟的安庆起义失败以后，大通学堂的督办室又接二连三地传来各地起义失败的消息。此时，接到密告的绍兴府知府贵福也正酝酿逮捕秋瑾等革命党人，朋友极力劝说其逃跑，但她毅然拒绝，并“吩咐学校职工，不要任何人进来，接着关上督办室的门，伏在桌上失声恸哭。”（引自《秋瑾——竞雄女侠传》，永田圭介著，2007年1月版）她为何坐泣于室，她为何拒绝逃跑，我们终不得知。十多年后，秋瑾成了同乡鲁迅《药》中那个革命狂热分子夏瑜的原型，在狱中还说着“疯话”：“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如果她依然活着，即便知道未来的命运是被华老栓等愚弱者当成医治痨病的稀奇药引，是否还会如范爱农式的知识分子那样默默地活？也许，她仍会选择追求理想、甚至壮烈地去死，因为她的挣扎和努力是为着和她漠不相关甚或是仇视她的人们的。
这样的秋瑾，虽是问号，但令人敬畏。
在王焱华的心中，对外祖母秋瑾也有着同样的疑问。“我入学时，填母亲的名字秋灿芝（为继母志，王灿芝曾更姓秋），别人一看便知道我就是秋瑾的外孙女。虽然自小就知道秋瑾，课本里也学到过关于她的文章，但家里人很少提及，因为外祖母牺牲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只有5岁，所以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
“想想她的经历，坦白说有时我也顶（沪语，表示很、实在）不理解。她对革命是那样的投入，完全象个男人，样样事都跑在别人前面，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为推翻满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与民主自由的种种行为和思想，搁到现在还是那样地前卫和不可思议！实在是了不起……”
“小侠”灿芝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重男轻女传统习俗根深蒂固，我的母亲从小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外祖母很早就把她送到朋友处寄养，和她相依为命的唯有家中一位老女仆，每当手头拮据时，她常常将她的血汗钱拿来接济母亲，生活颇为艰辛。”
这是王焱华的母亲王灿芝的人生开场。
王灿芝在1938年写就的《我的家庭和生活史略》一文中也自称是“专制家庭中的过来人”、“恶势力下奋斗者”，更发出“不幸生为女子，尤不幸生为中国的女子，更不幸生为无母之孤女”的慨叹。她曾回忆道：“祖母爱兄如珍宝，不忍他远离膝下……后来母亲往东洋留学去了，就将我寄在谢姓同乡的家中，令我呼谢家太太为干母。她自己就有许多的子女，那有功夫来照管我呢？因此我就衣衫褴褛，头发生虱，吃饭也有一顿无一顿的，以致饿得骨瘦神疲，满身疾病，她家中也就很讨厌我。”
“或许是得了外祖母的遗传，亦或者是从小的这些苦难的磨砺，母亲的性格也十分倔强、豪爽，说话声音响亮，颇有些男子气概。她拜师学习武艺，并自称自己为‘小侠’，立志要为母报仇。1920年，在徐自华、唐群英的资助下，母亲到了上海，进入为纪念外祖母而创办的‘竞雄女校’学习。中学毕业后，她与堂姐王蕴琏在‘竞雄女校’任教。后来，她通过多方筹资，在上海寻找师资，自己主持‘竞雄女校’的办学工作，同时办有小学和中学，并谋求将学校扩充为大学，一心为国家造就人才。1927年，‘竞雄女校’因故停办，母亲得到国民政府资助赴美国留学考取了美国纽约大学航空专业。留学期间，母亲很刻苦，毕业回国后，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很少会有女学生选择这样的专业，她之所以坚持就读航空专业，一则是为了实现替母报仇的夙愿，另一方面她非常爱国，看到了当时中国的落后与外国的先进，因此希望学有所成后效忠祖国。”王焱华如是说。
解放初，王灿芝在上海任文史馆文员。“当时母亲薪水微薄，大约60多元，而我的学费就要这么多。”为了维持母女两人的基本生活，王灿芝不得不于1951年去香港谋生。两年后，她又转道去了台湾。“当时，还在上海比乐中学读书的我，虽然每月还可收到母亲从台湾寄来的生活费，但我一个孩子孤身在上海生活，可以想见是相当的艰难。以后，便看到母亲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的《秋瑾革命传》和英文版的《伟大的牺牲》两本纪念秋瑾的书了。”
高中毕业后，王焱华向统战部申请当教师。1955年，她如愿以偿地分配到徐汇区一所小学，后一直在上海长宁小学教书过着属于她的平常的日子。也许就是这份平常，使她在文革期间躲过了接连不断的打击和批斗。这以后的生活则安逸了许多，她在上海结了婚，丈夫是位美术教师，婚后有二儿一女；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上海民革党员；1992年，她们全家移居美国。
圆梦台湾
对于一直想去祭拜母亲的王焱华来说，台湾之行魂牵梦萦。
回首往事，让王焱华始终感到遗憾的是，母亲王灿芝去世时，与她远隔重洋，未能见到最后一面。1962年的一天，王灿芝吃完午饭，在家中洗澡时，突发脑溢血，家里保姆送她去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晚去世。远在上海的王焱华获知消息时，已隔数日。至今，王焱华仍保存着有关母亲去世报道的台湾报纸。
“母亲的墓地原先一直是由她的老友料理守护，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近些年她也无力照料了。正巧，我过去的学生张玉春赴台探亲，便托他帮我找寻。母亲墓地所在公墓很大，因此也颇费了些周折。找到确切位置后，他们又告诉我，墓地非常朴素，墓碑上连张照片都没有，且因疏于照料已杂草丛生。听到这些，我心里挺着急的，嘱托张玉春帮忙选了一张照片附上，才让整个墓碑看上去比较完整。这之中，台湾的‘侨委会’也帮了不少忙。等我正式去祭拜时，一切已是非常整洁和干净了，对此我很是感激！”
台湾之行的收获不仅仅如此。“在这之前，台湾方面完全不熟悉我，因为联系赴台祭扫的缘故，台湾‘侨委会’才了解到我是秋瑾的后人。于是，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台湾方面的辛亥百年纪念活动。虽然从联络到确定参加活动的前后时间很短，但由于情况特殊，所以签证在十几天内就得以解决了。”
尽管不是第一次参加辛亥纪念活动，但因为是第一次赴台，出发之前，王焱华还是做了些准备，她打电话给在美国和上海的老友询问台湾的情况。抵台后，虽然行程颇为紧张，但因为有台湾“侨委会”的妥帖安排，打消了她些许的忐忑。
3月29日上午，出席忠烈祠春祭典礼。说起当时热烈的场面，王焱华感慨万分：“典礼现场有放礼炮，还有精彩的演出，场面相当隆重！许多市民也手持白色菊花，一起参与献花仪式，忠烈祠充满人潮，让春祭典礼显得格外感动，令人印象深刻！”对于第一次赴台的她来说，一切是那么陌生，但又很快能熟悉起来：“台北发展得很快，高楼林立，一片繁华景象，人也很多，熙熙攘攘，特别像我生活了多年的上海。”
30日上午，与马英九会见。谈及会见的印象，王焱华回味道：“马英九先生平易近人得很，非常客气，对我说因为朋友中有名为‘瑾’的人，所以很小就知道秋瑾。读小学时，就已经对秋瑾从容就义的情操印象深刻了。秋瑾不但是革命烈士，也是位女权运动的倡导者。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具有侠女风范，她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号召，在就义前所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更是传颂百年。”
下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为纪念黄花岗起义一百周年，马英九在会议讲话中又回顾了秋瑾、陆皓东等先烈的革命事迹。他说：“革命烈士为国牺牲、为民奉献的崇高精神值得现在的台湾青年学习与传承。”虽然王焱华当时没有发言，但是“听到这席话，我作为秋瑾的后人也颇感自豪！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听王焱华女士讲述家族故事，让我想起了作家苏童的短篇名作《妇女生活》，小说讲述的是上海一个旧式小资家庭四代女性的情感与命运。与小说中四代庸常女性不同的是，在王焱华家族绵延三个世纪的往事中，女性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并书写了一部非比寻常的成长史。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社会赋予男性的使命与担当——秋瑾的坚毅与激越，王灿芝的独立与侠情，自然非常人所能及；承继着祖辈的品格，王焱华也有着同样的坚忍与直率。
我们把时间再倒退至1907年1月14日，这一天中国第一本白话文杂志《中国女报》开始发行，秋瑾在发刊辞中慷慨陈词：“吾今欲结两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辛亥革命后，她的日本挚友服部繁子女士便已在《回忆妇女革命家王秋瑾女士》一书中这样写道：“琢磨秋瑾的内心世界，她一定会遗憾的；但是她希望震醒社会，唤起民众，那她也可含笑于九泉。我们对于中国妇女，特别是南方妇女追求进步的思想，总应当赞扬……”此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开展得轰轰烈烈。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环视中国和世界，秋瑾当年所追求的女性人格独立、平等自由已蔚然成风，并大有强化之势。可以欣慰地说，她的血和泪没有白流……
民革上海市委宣传部 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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