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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外祖父蒋尊簋辛亥前后往事
2013年03月07日

口述:邵立  整理:张黎琼

  

  我的外祖父蒋尊簋生于1882年,死于1931年。因我的曾外祖父蒋智由是浙江很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故外祖父从小就受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熏陶。

  早年,外祖父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高才生。在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感到在中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行不通。

  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也想寻求国家政治、经济改良之道,于是选派一些中国学生东渡留学。1900年外祖父被官派到日本留学。一同前去的还有他的父亲蒋智由,但他是非官费留学。曾外祖父在浙江的名望很高,在经学方面的研究也很深。他到日本后曾讲授经学,鲁迅、周作人经常登门求教。而外祖父最初是成城学校近卫骑兵连队的学生,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也在该校求学的蒋百里先生(浙江海宁人),与外祖父同龄同届,也同样以精通军事著称。两人感情很好,外人都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不是。

  1902年,外祖父组织了留日学生同乡会。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名为《浙江潮》的刊物并担任编辑,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宣传民主思想。呼吁“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鼓吹进取的尚武精神。此后不久,一些人仍嫌革命力度不够。鲁迅、许寿裳、陶成章等都是浙江人,认为推翻满清,必须要走革命武装道路,于是成立了“浙学会”,准备在浙江策动武装起义。“浙学会”后来发展衍变为“光复会”,由陶成章担任光复会会长。1904年初,陶成章回国联络会党准备起义。蔡元培(在上海)就任光复会会长。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途经日本,召集一批像外祖父一样(有学识)的浙江人,准备将各革命团体合并成立同盟会。外祖父在横滨积极筹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属于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

  外祖父从士官学校毕业时,适逢清政府筹备新军。清廷随即通电召外祖父回国,并委任以浙江练军总办及杭州新军第二标统。外祖父到杭州后,即与大通学堂的秋瑾、徐锡麟暗中联系,借操练新军之机,办了一所弁目学堂,专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同时又帮助建立陆军小学堂和炮工学堂,为浙江发展陆军特种兵和辛亥革命光复浙江奠定基础。当时他有了一种思想,即“为民族革命积蓄力量”,于是招募大通学堂的毕业生到其军官学校进一步培养。因而那时杭州、上海的大部分军官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为善于作战、有思想觉悟的军事人才,正如他本人所言:“为辛亥革命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后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秋瑾受牵连被捕。外祖父无意间说了一句“秋爱慕我……”,清军在查抄中发现秋瑾的诗稿,内有‘秋爱慕蒋子(尊簋)’、“久闻吾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于是上报给浙江巡抚。巡抚指派第一标标统进行监视。过了一段时间那标统向巡抚汇报说,蒋、秋早就花下柳下有瓜李之嫌,暧昧之情,遂成一桩公案。

  关于此事我也曾问过母亲。母亲说外公与秋瑾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同时她还见过秋赠与外公的一把印有“鉴湖女侠”的匕首。只是后来这把匕首不知了去向。由于外公与秋瑾有牵连,浙江巡抚欲夺其权。但当时蒋在杭州开办有军校,有众多学生且关系密切,势力不小,夺权并非易事。于是将其调往广西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前任是蔡锷,但他没有将学堂办好。外祖父在任两年间,李宗仁也曾就读于此。1910年,外祖父被调往广东,担任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因他的军事实力较强,迫使清朝巡抚张鸣岐交出政权。1911年9月,广东成立都督府,大家便推举外祖父为广东都督。当时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属于广东派,孙中山觉得由胡担任更为合适,外祖父便主动让位,退任军政部长。我觉得,外祖父这一代人都比较谦让。

  1912年,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被调往南京任交通总长,都督一职出现空缺。当时有两个合适人选,一位是陶成章,一位是蒋尊簋。而陶深知浙江情况复杂,觉得难以胜任。而蒋做过浙江标统,是带兵的又有根基能镇得住,所以陶认为该职位非蒋尊簋莫属。

  当时外祖父也很清楚浙江的各方势力相互倾轧,党争十分厉害,所以他也再三推辞。后来好友蒋百里表示:“当年赴日本留学时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理想,是想要出来要做一番事业的,既然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应该抓住才是。”外祖父说若你承诺出任浙江总参议,我就赴任。

  他其实是去做事而非做官。其到任后即发表了一篇《告浙江父老书》,坦陈了很多困难,表示改革的决心。同时组织了一个参议院,规定议员不拿工资,都是自己掏腰包为民做事。外祖父认为,既然是人民选出来的,为人民讲话就不应该再拿工资。在任期间,外祖父军政民政一手抓,肩上的责任很重。在他的主持下,政府出台了禁裹足、禁鸦片等很多政策,有些政策也得罪了一些当地的豪绅。

  当时,袁世凯正有意拉拢外祖父,但外祖父认为袁不是个东西,因此关系疏远。这令袁大为不快。而浙江有一位叫朱瑞(曾是江浙联军)的军代表,意欲图谋都督的职位,于是趁机在袁世凯面前谗言,让袁对蒋起了疑心。恰有一个《浙江自治章程》,(蒋尊簋)未呈报袁(即中央政府),袁借故发难。

  其间,外祖父在浙江还有一得力的部属,姓陈名仪,当年也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外祖父关系不错。朱瑞设计把陈仪赶走,这等于是拗断了外祖父的臂膀。不多久,外祖父因行政举步维艰而请辞。袁遂将其调至北京,并封了个“宣威上将军”的虚名。那时的北京聚集着一大批军官,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笼络这些年轻的军事人才,建造了将军府。在将军府内,有外祖父的结拜兄弟李烈钧、柏文蔚、程潜、汤继尧、蔡锷等人,他们早年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大家都清楚:袁世凯成立筹安会要做皇帝了,袁克定也要做太子了。袁为了得到这些精英的支持,并消磨他们的意志,就花钱把他们送进了妓院。于是就有了蔡锷与小凤仙,外祖父与苏翠娥等风流韵事。

  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到了天津。外祖父紧随其后,并与蔡相约在当地的旅馆会合。袁世凯得知后即派陈仪到天津捉拿二人。其时,蔡、蒋若被捕,历史将从此被改写。因最初是由蔡组织并发起了护国战争。

  陈仪在到达天津后先去见了蒋尊簋。同在日本求学期间,蒋是学长,骑术又高。在浙江都督府陈又是蒋的部下,所以陈对蒋是非常敬重的。在天津见面后,外祖父对陈晓以利害,表明袁的统治是长不了的,命陈以“没找到蔡、蒋”交差了事。陈自然是照做了。后来蔡锷去了云南(并发动了起义)。

  时隔不久,外祖父也南下去广州参加“二次革命”,并担任了军需总监、参谋次长。此后,孙中山觉得蒋在浙江的人脉很广,决定让蒋出任“浙闽宣抚使”,代表孙在江浙策动浙军起义。外祖父即奉命来到浙江。适逢宁波反袁势力宣布独立,成立了新政府,任命蒋尊簋为“浙江省联军总司令”。随后联军与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展开了决战,结果外祖父的嫡系部队惨败,在曹娥江全军覆没。

  此役令其将士伤亡惨重,外祖父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不仅深感内疚、自责,而且在精神上也变得很颓废。战后他遣散了部队,不久又回上海做起了寓公,并开始跟虚云法师修佛。

  外祖父与陶成章的关系很好。1912年1月陶遇刺身亡,外祖父(时任浙江都督)亲自赶到上海将其棺材运回杭州安葬。为了纪念陶,后来外祖父等人还成立“陶社”。

  外祖父回沪后担任了一些闲职。其岳丈吴锦堂(浙江慈溪人)也是孙中山的好友,在日本做过生意,也是宁波是第一个富商,曾为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过不少钱。当时,吴的夫人住在女婿(蒋尊簋)的家里,同住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吴启鼎,时任“四明银行”行长,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均是同学。由于这位小舅子挣的是大钱,所以家里的主要开销均由其承担。

  外祖父于1927年去世。他的死与蒋介石有关。1926年,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军政大权一把抓。这令一批国民党元老,居正、李烈钧等心里很不平衡。他们认为与蒋介石势均力敌的只有蒋尊簋,而时任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司令的熊式辉又是他的学生,又情同父子。于是他们特别推崇、支持外祖父,寄希望于他出来与蒋介石抗衡。所谓抗衡,就是由蒋尊簋出面去鼓动熊式辉发动兵变。

  外祖父军人出生,不精于政治,他把此事想得过于简单了,行事也很草率。当时他匆忙去说服熊发动兵变。熊面对恩师却在心里权衡着利弊。表面上虽然应承了下来,但随后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考虑到这些元老在党内的影响很大,惹不起。无奈就设计把外祖父骗进去软禁,以此吓唬起事者。

  其时一些友人都不免担忧,恐有不测,力劝外祖父不要轻易应邀。但外祖父自信熊式辉是不会背叛自己的,故不以为然。尽管在赴约途中发生车胎爆裂似乎也预示了不祥,但他仍不予理会。

  外祖父遭拘押时,幕后策划者蒋介石、熊式辉都未露面。事发后朋友设法进行营救。一周后外祖父获释。

  这件事带给外祖父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久他便得了尿毒症,仅一年多便不治身亡。那时,他只有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