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有感

　　关于民革在八个民主党派排序第一，有诸多说法。正当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通过对“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有关分析，对民革在八个民主党派的排序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开局奠定格局，民革成立意义重大

　　探讨民革在民主党派中的最终排序，必须要从“五一口号”发布前大半年时间的民主政治局面，以及民革当时成立的重要作用谈起。

　　第一，民革成立之前较为严峻的局面。1946年下半年的中国民主政治格局，曾经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倒行逆施，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单方面宣布召开“制宪国大”，实行“民主宪政”。1947年11月国民党强迫民盟自行解散；11月6日,民盟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公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运动,本盟同人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当时，中共盟友民盟暂时解散，一些曾和中共携过手的右翼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等又站在国民党这一边。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中共一方面不得不做好最坏打算：1947年11月底,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时提出“除中共外,所有党派应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毛泽东在之后12月中共中央会议的内部讲话中也提到:“中间(党派)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另一方面，中共又以未来执政党的高瞻远瞩、友党的真诚和推动真民主真协商的坚定意志，积极支持民革成立、民盟恢复活动等重大举措，并在形势迅速扭转后，于1948年4月30日果断发布了“五一口号”。

　　第二，民革成立起到了有力破局的作用。民革正是在这严峻而又深刻的大背景下如平地春雷如横空出世，可谓惊艳成立、有力破局。1947年11月，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仍继续存在）。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宣言及行动纲领,提出:“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对独裁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1月5日,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召开,形成决议,民盟活动逐步恢复。随着民革的成立和民盟宣布恢复活动两大标志性事件，1948年1月以后的中国民主政治格局峰回路转，进入了新阶段。

　　第三，民革成立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正统性的致命打击。民革的成立尤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命名，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反动派的彻底决裂，提前顺应了“五一口号”关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民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国民党的金字招牌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遗产，一直被各方所看重；以宋庆龄先生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统性的质疑从未中断过，认为蒋介石背离了“三民主义”，不能代表真正的国民党。如1927年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当时成立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宋庆龄先生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先生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1930年5月，邓演达从苏联回国后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民革酝酿成立时，在组织命名一事上，何香凝传达宋庆龄先生的意见，明确主张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留“国民党”三个字，认为：“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三个字。”

　　二、黄金一周赢得黄金认可，“五五通电”影响深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围绕“五一口号”，从4月29日中共中央核心层在正式会议之前积极交流关于“五一口号”的意见，到中共中央举行前委和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亦称“城南庄会议”，会议日期为4月30日至5月7日）在4月30日会议第一天讨论通过“五一口号”、中共中央当日首次发布“五一口号”，直至5月5日李济深等12位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以下简称“五五通电”）响应“五一口号”，这短短的7天可以称为黄金一周。在这黄金一周内，“五一口号”完成了非常核心的几个环节，也对民革的最终排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中共对民革在民主党派中排序第一的权威提议。民革成立后，在有关场合排序一度在民盟之后，如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五一口号”发布之后，民革排序在民盟之前，从此民革第一、民盟第二的民主党派排序也一直没有变动过。这首先来源于中共事实上的权威提议。“五一口号”发布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下简称“五一函件”），以协商的口气、谦诚的态度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五一函件”以电报方式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迅速转达。“五一函件”是在统一战线史上十分著名的函件，也是中共“五一口号”系列文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领袖与友党负责人关于政治协商的函件，虽然是个人署名，当然不能仅仅视作个人函件。“五一函件”其实质，不仅仅是毛泽东与李济深、沈钧儒的个人互动，更主要的是中共与民革、民盟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两大进步民主党派之间的互动；中共在通过“五一口号”“五一函件”等进行政治协商的同时，事实上也通过“五一函件”等对民革第一、民盟第二的民主党派排序进行了权威提议。同日，毛泽东还开列出多达29人的受邀名单（其中在香港的就有16人，即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邓初民、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伯、简玉阶、曾昭抡），邀其前来解放区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并指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

　　第二，对“五五通电”的再分析再认识。“五一口号”和“五一函件”，系统完整地表达了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迅速得到了积极响应。李济深、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等代表迅速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12位在港著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五五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口号”“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这样，“五五通电”迅速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长期以来对“五五通电”有一种模糊认识：仅仅将“五五通电”看作是著名民主人士对中共“五一口号”的个人响应；而将5月直至6月下旬的各民主党派分别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看作是各民主党派的正式回应，从而对排序等问题存在不必要的疑惑（如：是否应以各民主党派单独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时间的先后来排序；以各民主党派成员的个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时间先后，来为最终排序作注解；等等）。为此，确有必要对“五五通电”进行再分析再认识。

　　再分析再认识，首先要高度关注“五五通电”这封电报最后的署名方式。电报最后署名是“所属党派+姓名”方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郭沫若。“所属党派+姓名”的署名方式，很明显与仅仅为“姓名”的署名方式有本质区别。和理解“五一函件”一样，“五五通电”不仅仅是著名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个人行为，更是相关民主党派等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一个联合声明和联合政治行为、是相关民主党派的领袖集体响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意义非同寻常。

　　再分析再认识，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重大背景。中共“五一口号”的发布、中共一系列相关重大决策的集中出台、黄金一周工作的快速推进等等，与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复电（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和拟议中的毛泽东尽快访苏计划（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密切相关，一开始完全是以快马加鞭、雷厉风行的节奏在进行。当时的快节奏事实上也等不及所有的反美帝反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逐一表态，相关民主党派等集中发表联合声明，确实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最优选择。后来，由于苏共方面的原因，拟议毛泽东尽快访苏计划在5月上旬被突然推迟，中共才有意识地放慢了推进节奏，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也有了更多的时间，组织开展充分深入的座谈、学习、讨论，各自分别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分别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声明时间先后，民革、民盟依然是第一、第二，只不过这次是倒数的，民革最后一家（6月25日）、民盟最后第二家（6月14日），既说明当时讨论之热烈深入和统一民主党派党内思想工作之细致扎实，也说明之前“五五通电”联合声明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从“五五通电”看各方对民革在民主党派中排序第一的积极认可。依此思路对“五五通电”再分析再认识，很多问题都豁然开朗迎刃而解。民革的排序包括其他民主党派的排序，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有着基本共识的，并经充分协商，由中共“五一口号”“五一函件”等权威提议，得到了各方的积极认可，并在“五五通电”最后的署名顺序中予以切实体现。中共对“五五通电”也是高度重视、充分认可，一直作为开展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依据，如1948年10月中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其中提出：“筹备会的人选，提议即以五月五日香港签名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9单位代表，加上上海民主建国会，平、津教师，国内少数民族及南洋华侨的民主人士代表”，并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代表（中共、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等39家单位）。因此，虽然各民主党派的排序之后还经过了几次微调，但“五五通电”后大的基本排序格局，尤其是民革第一、民盟第二的排序保持了下来。“五五通电”有力奠定了各民主党派排序的基本格局、基本框架。

　　三、历史担当伴随历史回声，民革前辈风范永存

　　学习纪念“五一口号”，就会清晰地发现民革前辈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高风亮节、坚定信念和重大作用，尤其是民革前辈对民革作为排序第一民主党派荣誉和形象的无比珍惜，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检验，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

　　第一，民革前辈在“五一口号”颁布之前的杰出表现。如民革前辈朱学范针对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想法，分别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坚定不移地主张民主党派“一边倒”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信中着重就反对中间路线和“一边倒”谈了体会，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朱学范在信中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更为明显。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的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作我们同伴，这个民主阵容就是苏联，这个革命集团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时任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的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民革前辈在迅速响应“五一口号”中的杰出表现。“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和响应。5月1日、5月2日，李济深等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连续举行座谈，热烈讨论。5月3日，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首先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这也是目前为止能收集到的各类资料中最早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雄文。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五五通电”），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6月25日，民革中央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胜、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崩溃的今天，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明确表示：民革不仅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而且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第三，民革前辈在深入响应“五一口号”后期的杰出表现。李济深于1949年元旦在北上解放区的船上，为同行的茅盾即兴题词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1月22日,北上进入解放区的李济深等55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响应毛泽东1 月 14 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抵制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并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 月 26 日，李济深参加在沈阳举行的盛大集会时，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中共领导正确，措施恰当，真正符合了全国人民大众的需要”。1月27日，民革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 月1日，李济深、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表示愿意“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李济深在发言中说：“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号召大家团结一起，各尽其能，为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到底。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联宣读献词：“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之后李济深病情恶化，在医院病榻前对朱蕴山、朱学范、梅龚彬、吴茂荪四位民革党内同志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李济深深情嘱咐道：“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当初民革在香港，在中共南方分局和诸兄的帮助下，使我深明大义，认识到别无他路，只有作此选择。北上之后，我就此问题讲过多次，可惜没能很好回顾和总结，好让后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永远和我们保持一致，代代相传。做不到的人，不要吸收入党。”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不幸去世，他的临终遗言，可以说是民革前辈终生实践“五一口号”精神的光辉典范！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确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各民主党派中排序第一，是民革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是民革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显著体现。我们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五一口号”精神的深入学习中，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壮丽实践中，继往开来，实现新提高，为统一战线事业和民革事业贡献新力量，为同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