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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民主党派建设与和谐社会

  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计划经济桎梏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瓦解,大量农民转变身份,成为城镇居民,这一过程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社会结构。而这一客观现实对于长期以来民主党派组织发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理念提出了挑战,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党派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拟从城市化进程对民主党派建设的客观要求切入,对这种客观要求的理论解释,作一初步的探索,以冀求教于大家。
  

  城市化进程对民主党派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共同创造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种政党制度既避免了一党制的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又克服了多党竞争、相互掣肘。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走势来看,这种政党制度符合“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1)的普同法则。
  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演变过程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政党发育土壤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多党合作制度在政党层面上的表现形式,主要覆盖于城市。而由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城市化进展基本处于受压抑状态,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也主要不完善地实施于少数中心城市。可以这样认为,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的建设主要存在于大中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展现出明显的加速,其主要特征是城市地域和城市人口两者都迅速增长,这一点在我国大陆东部经济社会较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群地域内尤为明显。
  城市地域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居民身份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就社会的表象而言,似乎只是由传统的农民向工人、企业家和商业经营者或其他社会阶层的转变,但隐藏于其背后的深层次的转变是居民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必然结果一是社会阶层的分异和增加,二是新产生的社会角色有一个重新寻找和确定社会归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新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而且还会产生新社会角色的社会诉求(包括政治诉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这种变化无疑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机制将这种政治诉求纳入体制内,必将导致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破坏社会的和谐而阻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如何将新的政治诉求纳入体制,民主党派由城市向正在城市化的郊区的延伸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决方式。因为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具有一种建立在政治联盟基础之上的政治诉求属性,这种属性可以较为有效地整合新地区的社会阶层和新生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并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也同时将新生社会阶层体制化。而且,由于民主党派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在参政议政中的作用彰显,因此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对新生社会阶层应具备一定的吸引力。
  
  城市化进程中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地域延伸的理论探讨

  在政治文明的结构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3)
  政治,是由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所组成的系统。由于政治制度不仅是已有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实体化,同时也制约着政治意识和行为的继续发展,因此位于政治系统的核心。政治制度包括政权组织与政党制度,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存在于同一政治制度所覆盖的地域上。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前者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后者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应该相应地同时存在于各级地方政权结构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政党发育的地方性不完善,以及强调民主党派建设的城市性特征,致使县、镇(乡)两级政权组织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完善或不存在。以民革上海地区的组织建设为例,郊区的七个区县中,只有三个区的组织形式为地方委员会,另外三个区为(总)支部,崇明县至今尚未建立组织。就是成立了区委的三个区,党员人数也都在百人以下,与中心城区各区民革组织均为区委,党员人数少则近两百、多则逾三百差距鲜明。上海是我国大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在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尚存在如此明显的落差,由此推及全国,可知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存在着极大的城乡差别。中共中央于200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其重点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但在缺乏民主党派组织的地区,因为“制度建设”中的主体不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也就缺失了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体现为四个方面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富有多党合作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发展完善的最佳前途;吸取政党制度的积极合理因素,克服对立竞争弊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4)这四方面的优势决定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因而应该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原则体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而不应有例外。如果将这一原则只限于大中城市而忽略了更广大的地区,特别是那些快速城市化并业已具备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础的地区,就无法对政党制度运作做出正确的理论解释。
  再次,政党制度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考量,因为“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由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5)政党关系的动荡反映了国内政策的分歧、社会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群体的严重隔阂。因为我国目前的政党制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所以有利于我国政治和谐的发展,有利于大大降低我国的政治运作成本,有利于创造我国政治文明的良好环境,有利于社会利益整合的实现。(6)正在快速城市化的我国社会,由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分解,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建立,必然处于一个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阶层之间摩擦增大的时期,急需加大社会利益的整合。因此,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扩大民主党派的地区覆盖,使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向正在城市化的地区延伸,应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初步的结论

  快速城市化中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因而是对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严峻考验。而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和持续进步的关键。由于较长时期内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形式主要存在于大中城市,而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的却是城市的郊区和城市群中的乡村地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对以往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的理念进行反思,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发展完善,以保持和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7)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优越性的发挥提出了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空间。
  第二,城市化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城市化过程也是社会结构除旧建新的过程,社会矛盾凸显的过程。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应该呼应社会的发展,加大向正在城市化的郊区延伸的力度,整合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各种利益,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贡献。
  第三,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传统农业社会的均一性质正在瓦解,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将不断增强。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向这些地区延伸,可以通过党的组织使多元的社会诉求有序化;可以以我国多党合作的优势使各种利益群体凝成合力,减少阶层的摩擦和对立,规范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政治行为,加速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1)(3)甄小英.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团结报,2006年3月18日

  (2)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课题组.统战工作关于构件和谐社会的若干思考,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底1期.10-16页

  (4)(7)贾小明.认识和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38页

  (5)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388页

  (6)齐卫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8-30页

作者:董 波 )